浙江商人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

       浙江商会的重庆实践

　　设立商会组织是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清朝末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为了鼓励工商业发展，倡导设立商会,在当时由于长期的贱商陋习和抑商政策及工商业不发达，致使工商业同行不通声气，漫无组织，“不特官与商隔阂，即商与商亦不相闻问；不特此业与彼业隔阂，即同业之商亦不相闻问。”由于认识到“东西诸国以商战角胜，实皆得力于商会，”商会便应运而生，在保商振商方面发挥了历史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几乎各地都设立了商会，在地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新时期，作为工商业者自己的联合组织，商会的社会职能如何与时俱进地进行深化，以便对一个地区经济的繁荣、商业的发展和工商业者自身素质的提高，起到更大的作用，也成了重庆总商会浙江分会思考的问题和践行的方向———

　　团结立会———浙商的商业本领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浙江人入川的第一个高峰，那时在江北建有浙江亭，作为下江人团聚、沟通的场所。”重庆新·维美家具有公司总经理陈新云，是在改革开放时代进入重庆的新一代浙江人，对下江人来渝的历史也有所耳闻，“西部大开发，让又一批浙江人加入到西进的行列。”据统计，目前在重庆经商的浙江人约有18万人，其中5万余人是非公有制企业法人，主要集中在服装、皮革制品、眼镜、建筑装饰、通讯器材、金银饰品、摩托车配件、房地产等行业，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流，完全融入了西部大开发和重庆市经济中。

　　到上世纪末，这些浙商在重庆的经济圈已形成一定影响，但他们更多地还处在自发、单干、各自为战的初始阶段，还没有形成相互交流、合作创业的良好氛围。新世纪伊始，当几个来渝的温州商人酝酿成立自发的民间组织商会时，几乎所有的人心里都犯嘀咕———这帮“中国的犹太人”会折腾出一个什么东西来？

　　温州商人喜欢抱团结伙，这是他们的一种商业本领，以致“温州商会”这个品牌在全球都颇有些号召力，数量超过180多家。而这帮重庆的温州商人却起了一个跨越地域色彩的名字--“浙江商会”，据说这样的字号全国也只有四家。说是浙江商会，开创时商会成员大多是在重庆完成初期积累的温州商人，他们更多地缘于血缘、乡情、邻里关系、行政隶属关系等熟悉的社会关系中凝聚在一起。“我们希望所有的浙商都把这里当作温馨的创业者之家，大家在这里交流、联谊、相互切磋、相互提携，”陈新云说。

　　另一方面，此时浙商绝大多数还是弱不禁风的中小企业，它们在发展中面临很多的问题，单靠企业自身无法解决，政府出面又有诸多不便，纯粹经济性的市场中介则缺乏相应的公信力，企业公共决策需要寻找新的途径。“浙江商会的成立有助于维护在渝经商的浙江商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相互间的沟通和联系，”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说。

　　“浙江商会就是我们的娘家，通过商会，大家增加了接触，认识更多的朋友，作为合作伙伴，”在2004年岁末的浙江商会年会上，重庆锦天置业公司总经理卢志红动情地说，这位来自浙江东阳的地产商这次被增选商会的副会长。短短几年间，浙江商会不仅走出了地域的限制，会员队伍也日益壮大，成员上千名，新入会员也十分踊跃，分会组织也从菜园坝、璧山扩大到铜梁、万州、南岸、彭水等多个地区。

　　“浙商凝聚力强，团结互助，互相提携，”这让重庆商会会长尹明善很是羡慕，“浙商是华商的先锋，是重庆商人学习的典范，”面对生意场上的同行，尹明善一点也不吝惜褒扬之词。

　　学习兴会———浙商的核心竞争力

　　“学习发展创新，是今年商会工作的主体和方向，”会长叶定坎在总结2004年商会工作时如此说道，相比2003年“团结学习发展”的方向，浙江商会首次把学习放到了首位。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是浙江商人的精神，“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说明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财富积累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就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让浙商培育出坚忍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未悔的执着精神。

　　在渝的大部分浙商在完成了资本的的初步积累阶段后，都在考虑怎样将自己的企业向更高层次攀登，或者计划将事业做得更大更强。草根的经历也使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他们的产业大多属较低层次，他们的规模较小；他们多是家族制；浙商大多比较谨慎，趋于保守；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高新技术。面对向实业模式和现代企业的转型，文化基础较低造成的整体素质不高，给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影响。虽然在多年的商海拼搏中浙商经受了太多酸甜苦辣，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与教训，但市经竞争毕竟是头脑的竞争和知识的竞争，十分激烈，也十分残酷，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例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先天的差距造就了后天学习的最好动力，自古以来所形成的注重文化的传统也在浙江商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面对差距，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我们要做一个学习型的商会，”叶定坎说。

　　商会于是成了浙商最好的学习课堂，每一次聚会都成了大家交流学习的机会，商会也组织会员参加市总商会组织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理论探讨调研考察等活动。在良好的学习氛围下，浙江商人则正在经历地狱之火的磨炼：叶定坎、林良快、陈成宽在进了重庆大学的MBA班；吴应荣、李启泽参加了清华的管理培训；还有部分浙商通过了艰苦的自学考试并取得了相应的合格证书，而在繁忙的工作中利用节假日和周末等各种机会，参加各种专业培训和理论知识学习的成员不在少数，有的浙商参加了EMBA的学习，每周都往返于沪渝之间。

　　学习一词成为了在渝浙商增强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词解读。“形成学习的氛围，养成学习的习惯，通过不断学习来提高商会领导成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素质，来提升商会的社会地位和整体形象。”叶定坎对记者说道。2004年，浙江商会被市工商联评为先进直属商会，”现在总商会的每一次试点工作，都会选择在浙江商会首先开展，”浙江商会的李桃自豪地说。

　　融入主流———商会的蜕变之道

　　“记者同志，麻烦你给我和部长照张相！”1月9日，出席西部鞋都区域经济发展论坛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王世成，来到了鞋材交易中心，得知部级领导光临，铺面上的温州商人很是激动。

　　生意场和官场到底该有多远的距离？草根出身的浙江商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向主流阶层蜕变。目前，浙江商会成员中有市政协委员5人，区人大代表1人，区政协委员7人，他们积极融入参政议政，为重庆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浙商们向政协提交的关于“改善重庆投资环境、振兴重庆经济”等方面的提案，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重庆市首届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建设者中，浙商有4人获此殊荣，叶定坎还获得了重庆第八届青年五四奖章，各种政治荣誉如同光环一样照在浙商身上。

　　有人说，在讲求实际的温州人看来，政治虽然让他们栽了不少跟头，但始终是一种可以为自己所用的资源。现在，温州商人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也有人说，温州商人的集体智能汇流成一股“老百姓经济”的民间力量，树立了市场经济“活力先锋”的新形象，但政治地位上的受压制和“自惭形秽”使得温州人产生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谁掌握了政策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企业制胜的法宝，”这是浙江商会会长叶定坎的大局观，“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开始的时候，荣毅仁先生识大体顾大局，支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和国家的支持，在人民群众中塑立了很高的威望；香港富豪李嘉诚在国家统一大业的进成中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荣辱与全香港人民的荣辱结合在一起，促进了香港回归，支持了国家的统一大业；总商会会长尹明善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修建了许多希望小学，投身光彩工程，同样得到了社会的回报。从以上的例子可以认识到企业或个人在完成了基本的资本积累之后，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在精神上有了更高境界的追求，让自己从思想上、政治上得到不断的完善。”

　　“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是这位千叶眼镜的老总经常如此告诫商会同仁，2003年7月，浙江商会成立了党支部，在市总商会的直属分会中开创了先河，陈新云就成了首任党支部书记，支部内有20多位党员。商会党支部不仅要求全体老板带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遵守国家法令法规、诚实经商、照章纳税、关爱员工，还鼓励党员充分发挥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的积极分子团结在商会，为促进商会会员的健康成长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建立一年来，收到的入党申请书有近30份。

　　“作为非公有制经济，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则，全靠党的政策，”常务副会长黄良明说，浙商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2004年的慈善晚会，浙商当场了捐献了现金38万元，开县水灾，浙商现金实物也捐了80多万。

　　现在的浙江商会，不光融进了主流社会，还为自己构筑了一个和谐的商业生态。

　　创新发展———团结也是生产力

　　俗话说，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浙江人的“商道”除了“和为贵”，擅长“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之外。崇尚“大气度”，成了新浙商的另一商道。

　　如果说过去的浙商是以“个头小“而著称，几年前的统计表明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但浙江企业也开始向规模经济转型。在2004年全国民企500强中，来自浙江的企业占了183家，几乎每三家就有一家来自浙江。但这一数字的背后，也透露出了在渝浙商的些许尴尬，那就是，这张榜单里，还没有从重庆发迹的或总部在重庆的浙江民企。这从侧面反映了在渝的浙商大多数的块头还不够大，份量还够重。

　　“很多大项目、好项目，囿于实力都没搞成，”商会的常务副会长、国泰通讯的黄良明对重庆浙商的现状还很不满足，“目前单独的浙商企业，规模、块头还都不够，发展有些受限。”于是，以商会为平台，组织一个股份制的公司的想法将各位浙商又联系在一起，“目前已经组建东盟科技发展公司，但还未运作，”取义“东盟”，强调的就是东部商人在重庆的结盟，论公司规模，东盟公司的资本金在重庆的浙商中数一数二。

　　“热爱学习、专注发展、勇于创新、有胆有识，”对2005年浙江商会的发展方向，叶定坎定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调，“集团出击、打出优势”就成了浙商在2005年的创新之举。

　　“重庆人好满足现状，浙江人是永不满足，”如果要比较重庆商人的异同，进取精神似乎成了两者最大的差异，为了赢得利益能最大化，浙江的炒房团、炒煤团、炒水电团几乎是无孔不入。

　　但是浙江商会的模式似乎为在浙商的规模扩张寻找到一种新模式：寻找将不同行业，大小业主结盟发展的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产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