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竟不知基金会”VS“基金会‘爷’的姿态”

刘洲鸿（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草根组织公益资源意识不足”

从草根组织层面上讲，他们存在一些问题。我上星期在云南和一些草根组织座谈，我问他们对基金会的了解有多少，当时大概有10几个人参会，他们能说出来的基金会不到10家。这从一方面反映了草根组织对于公益资源的意识不足，这样当然会在筹款上带来一些困扰，另一方面我也在反思是不是我们基金会的传播工作做的不好。导致走出去时，很多组织都说不知道你们在资助这个。

从南都基金会这几年的预算执行情况上来看，确实年底的支出和预算会有一些差距。比如2008年我们的预算是支出1800万，最后只花了1500万，2009年我们的预算是2200万，但是只花了2000万左右。当然这个不能说明我们基金会“不差钱”，年底给理事会写报告的时候，解释这个原因通常是八个字“严格把关、宁缺毋滥”。基金会在选择对象时都会特别强调被资助的组织要优秀，项目要特别好，这样当然会导致选择公益组织的困难性。结果就是很多基金会资助来资助去就是那几家。
 
后来我们也有一些调整，觉得我们不能只盯着这几家好的机构来资助，相对现在能力弱一点的我们也应该支持，通过我们项目的支持来提升他们的能力。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年完成预算应该没有问题。
 
基金会也有困难，我们人比较少，管理的项目又很多。我们只有7、8个人，但是我们支持了200多个项目。

宋庆华（社区参与行动主任）

“基金会没有能力去找有能力的草根”
 
我们机构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不差钱”，但也“差钱”。差的是什么钱呢？差的是我们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的钱。我们大部分的钱来自国际基金会，拿着国际基金会的钱跟政府合作，这对我们来讲有很大的困扰。所以当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起来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按道理讲，非公募基金会和我们草根NGO应该是真正的战略伙伴。
 
但事实上，草根组织跟基金会的合作很难。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基金会的人又说我们乐意给钱但就是找不到有能力的草根NGO，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是你们没有能力去找有能力的草根NGO。后来，我也跟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合作，合作中我一直在反思，就是合作难是现状，那么问题出在哪？原因肯定是两方面的，我上周到长沙做了一个NGO的培训，结果有40多家草根都不知道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是做什么的。他们就问我该怎么筹钱，我就给他们宣传，宣传了南都、宣传了光华、友成、壹基金等等，我说你写报告给他们，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他们都支持。这一方面说明草根组织的专业性还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可能基金会的宣传不是很充分。
 
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基金会要在态度上把自己降下来，别以为给钱就是爷，草根也别认为我们是讨饭的，是弱小的。我们应该在一起平等的做事，在一起共同成长，这才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王石：巴菲特比李连杰聪明
 
“巴菲特非常聪明。”王石认为无论从生意上还是公益上讲，巴菲特都运作得非常巧妙。“他这次来华打着慈善的名义，但其实他的商业行为也丝毫没受到影响，他为自己投资的比亚迪做了很好的广告宣传。”
 
而在做慈善方面，王石认为巴菲特则很好地利用了与比尔盖茨的合作。“巴菲特把钱捐给了一个二富，因为他建立巴菲特基金会显然没办法跟盖茨基金会比，你拿出再多的钱也是第二，谁愿意当第二？那怎么办，他把钱捐给比尔盖茨，咱第一第二联合起来。”
 
王石说巴菲特的更高明之处是运用了比尔盖茨夫妇俩的精力和时间：我把钱给了你，你夫妇俩还帮我打理，这多聪明。
 
而谈及与自己私交甚好的李连杰，王石则觉得在媒体上接受采访表示壹基金想要公募“方法论上不是好方法”。
  
“这有一个制度因素，如果你这样一说政府就给你办了，那当然好，但有时候这也有个面子的问题，你那一曝光、网上一讲，我能批也不批了。”王石建议针对政策问题，要理解，有耐心，还要智慧：“我相信政府对于基金会的控制还会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以我经验来讲，耐心、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某天你失去耐心，借助媒体的力量、网络的力量和政府对抗是不明智的。”

王石笑称自己是“老运动员”，论坛上，他拿做企业的经验来对照当下公益领域的发展：“我们搞企业的知道，改革开放到现在政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是开一下松一下。我1984年到深圳，84年整个非常蓬勃，85年就开始说要资本主义，要改企业，要调整。原来是鼓励你用外汇的，转身又说你是倒外汇的。”
 
总结自己做企业的经验，王石送给公益界的人士两个字是“坚持”：“持续是最可怕的，每年都持续往前，哪怕持续一小步，只要持续下去，这个进步力量总会成功。”

“草根只知提问题”VS“基金会政府面孔”

窦瑞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草根组织呈现问题多，解决方案少”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肯定现在是“不差钱”时代。但是为什么很多草根都觉得自己缺钱？这还是基金会和草根之间的话语系统问题。

所有的基金会在资助时都是带有自己意识的，如果你没有办法体现基金会意志的时候肯定钱不会给你。尤其是有企业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他们有自己的话语权，比如他们很注重有效性，要看到你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方案在哪里。而实际上呢？很多组织都说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需要多少钱来解决。让基金会痛苦的是只能看到你呈现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基金会还是草根，都是在对话中成长的，你不能拒绝对话。我把钱给你肯定会提出一些要求，你可以说出我要求的不合理性，但不能说我把钱给你了你要求我不要管你，说你资助我钱我一定会负责任地花好，基金会不要再指手画脚。基金会和草根组织与企业和供应商一样，永远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话机制，互相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才能共同成长。我们说企业有纵向一体化，如果没有办法实现愉快的对话，我完全可以不要供应商，直接纵向一体化，所有的东西我都自己做，这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