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维娜（慧灵智障人士服务工作站创始人）

“基金会摆出政府一样的面孔”
 
我对非公募基金会都是非常尊重的，但有时他们的一些申请和评比条件确实很苛刻，得到资助很难。比如有一个基金会，我去申请典范，但他在提问的过程中有几个题目我听了之后觉得他们是僵化的思想。
 
他说我的审计报告中有一个报销的东西有点问题，我说审计报告中存在一点缺点才是符合事实的，而他们的意思好像必须100分才是典范，但实际上100分很有可能是假的。还有他们说我干了20多年了，年龄比较大，对于机构继承人这个问题怎么看？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该退休了，创新就是应该让很多年轻人上来。我们机构是不缺年轻人，但老家伙在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就是不创新啊？这些苛刻的条件就会背离实事求是，机构发展到什么程度，自然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但他们就会按照他们的条条款款来论证，觉得我们治理结构不安全。
 
我一直在和基金会沟通，什么是好项目？他们认为创新是好项目，而我们就是做传统服务的就会被认为不创新。智障人士的权益本来是应该纳入法律保障，政府提供的政策很少，而基金会又摆出政府一样的面孔，这就是我们“差钱”的根本原因。

“草根应市场细分”VS“基金会应敢冒风险”

王维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创办者及副会长）

“草根组织应该在细分的市场里做大”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就是阿拉善中国企业家生态协会，我们专门资助民间环保组织。
 
在工作中我发现很多草根组织为了拿到基金会的钱，按照基金会的资助方向去写项目申请书。给这个基金会写一个这样的项目申请，给那个基金会写一个那样的项目申请，其实申请的都是不一样的事儿，只有两三个人的组织，不可能干很多方面的事情，长期这样下去，不但很难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实际上自己也得不到发展。公益组织是跟公司一样的，你只能在一个细分的市场里面逐渐壮大，做大，在一个细分市场里积累经验和团队才能成熟。
 
很多草根组织说非公募基金会的钱难拿，但实际上，一些台湾企业家总觉得我们给钱给的太松了，他们说我们资助的组织太弱小。我就跟他们讲，中国现在公益领域的状况就很像十年前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当时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根本看不清楚谁能起来，那就每家都给钱。当然，如果我给你钱，你半年或一年以后中断了或者胡来，顶多是浪费了些钱，但这些浪费是我们在与草根组织共同成长中应该付的学费。

王益（我们的自由天空秘书长）

“非公募基金会应该干些有风险的事情”
 
我描述一个现象。如果按全国有3000个所谓的草根NGO来算，那么得到过非公募基金会两次以上资助的机构不会超过200家，这就说明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草根都没有从非公募基金会的手里拿到过钱，这必然形成一个“差钱”与“不差钱”的矛盾。
 
很多草根组织的年龄都不大，他们在建立初期一定是不完善的，那么基金会就对它提出各种严格的要求，创新啊、机构设置啊、执行能力啊，这是非常不实际的。所以很多草根为了机构能够活下去，为了筹钱就会变得很盲目，他们不停地去申请项目，去招标，而不考虑这个方面究竟擅长与否。
 
我很同意吕朝（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分享的一个观点，事实上非公募基金会就应该干些有风险的事，寻求突破和创新永远都是需要浪费的，需要冒风险的。非公募基金会应该舍得拿出一些钱，投给那些还不是很成熟但有潜力的机构或个人，帮助他们成长。这也是一种能力，你怎么样通过资助把这个机构培养出来。

业内人士声音

徐永光：基金会信息披露不足

本报讯  （记者 陈江宏 张木兰）  “今年年底，基金会中心网计划完成全国1900余家基金会的信息收集，但现在仅仅完成了700多家，任务艰巨”，徐永光说，1900多家基金会里只有400家有定时更新的网站,1200多家基金会居然连网站都没有，严重缺乏信息披露渠道，信息化水平相当低。

9%完整披露核心信息
 
论坛上公布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指南》（下称《指南》）印证着徐永光的说法——通过对65家非公募基金会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调研后显示，9%的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或管理者能遵循机构透明和公信力，对运营行为及核心信息进行客观完整地披露；5%的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或管理者认为公益行为应该低调，宁愿选择不披露信息，也不愿因为披露过多信息而被公众过分关注；86%的发起方或管理者选择中间状态，只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披露，既不会更多也不会更少，并没有对所在机构的信息披露有严格的要求。
　
《指南》显示，为了通过政府年检，获取捐赠资金，几乎所有机构对政府和捐赠者的信息披露都是及时和完备的。但对其他利益相关方，如公众、媒体等，88%的机构选择有所保留的披露或不披露，同时，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程度参差不齐，信息披露的渠道分散，一些机构的信息缺乏途径被公众获知，沦为形式主义。

非公募基金会年底将超千家
 
据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介绍，目前共有非公募基金会846家，预计年底将超过1000家，大量涌现的非公募基金会改变着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格局和生态。
 
去年7月，首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在北京举办后，一批非公募基金会共同发起《非公募基金会自律宣言》，号召建立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的非公募基金会，并在今年搭建起“基金会中心网”。但调查显示，目前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较为分散。在65家机构中，政府主管机构的网站披露信息的有39家，占60%。其余40%中，除了4家国有企业发起的、在民政部注册的基金会之外，全部属于在地方民政部门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但在民政部信息网站和地方民政信息网站全无其年检信息、年度报告信息或其他信息。
 
《指南》强调，非公募基金会发起方、管理者和从业者需要对此有更积极的意识和更坦诚的心态，只要披露的信息符合非公募基金会的公益宗旨，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不涉及个人隐私，都应该且需要毫无隐瞒地披露。对于披露的信息，只要有合理的解读和说明，对公众进行正确的引导，机构的运营也不会因此受影响，相反会进一步增强机构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建议分级披露，分级监管
 
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秘书长潘江雪以真爱梦想为例讲述了基金会年报该如何披露：基金会作为公益财产的受托机构，有义务建立制度化的自我约束机制。体现在信息披露方面，就是在相对固定的格式框架内，不以管理层自身意愿和得失为取舍，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基金会运营管理的核心信息及监管要点。在这个意义上，严格的报表内容格式化可以保障披露内容的基本质量和完备性，避免报喜不报忧、避重就轻的情况发生——今年4月，真爱梦想以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格式准则为模板，结合自身运作的特点加以调整，形成了真爱梦想2009年报的披露结构，试水“裸报”。
 
潘江雪表示，基于中国目前现状，她建议创建一个与目前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相匹配的基于分级信息披露的分级监管体系。在分级披露与监管的体制下，呼吁监管部门针对不同披露标准的基金会给予不同的考核等级与政策扶植措施，在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投资管理、人员薪酬限制等方面给与达到高级披露标准的基金会以更多的政策支持，以此推动整个行业向更透明更高效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