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慈善捐款箱都是透明的，在占据了报纸、电视极大篇幅的“慈善一日捐”相关影像中可以窥见一斑。与此相对比，媒体上和现实中的各类投票箱，大都遮挡得较为严实。抛开它们在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功能而言，慈善和选举均兼具公共性和隐私性，进而言之，二者的仪式需要充分体现公共性，但参与者的个人选择应作为隐私受到保护。

捐款箱“透明”是为了凸显慈善的公共性，即激发捐款愿望、公开所捐款物数额。它背后的基本逻辑是，捐款的数额与捐款箱的透明度有较大关联。在这种逻辑之下，慈善更多考虑“公共”的示范效应，而忽略了对隐私的尊重。其实，无论古今中外，慈善均为自愿，是私德的组成部分。捐不捐、捐多少应由捐款人自主决定。“透明”的捐款箱使私德不得不接受公众审视，一定程度上使慈善由自愿变成了“外逼式”。

 但是，这种外逼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推动捐款意愿。“领导本位”的层级氛围、国人传统的“不露富”观念是其中最大的障碍。前者的氛围当下依然浓厚，捐款额度由此而有了森严的等级。领导干部捐多少，普通党员群众捐多少，有着不成文的规则。敢于逾越者，不仅不会被奖掖，反而会落得个“不安分”、“逞能”的评价。前两年为南方冰雪灾害捐款时，我市某县区主要领导捐了2000元，企业家无人敢“逾越”。最后，捐款远没有达到预想额度，不得不进行了第二轮捐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近年来国内各地涌现出一批不留名的爱心人士，比如我市捐款过百万的“平安女士”、西安市的“微尘”等。如果在“透明”的捐款箱前，这些人士大概不会出现。

“透明”的外逼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因为忽视了隐私，影响着参与积极性。投票箱的“遮掩”更偏于对个人选择的保护。借由现场开票、唱票、监票等制度设置，其公共性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由于足够隐私，呈现出更贴近真实的民意。与此相应，捐款箱收款时足够“透明”，清点票款、使用资金等程序却没有充分展现在公众眼前。这是影响慈善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捐款箱应学学投票箱，把“透明”向后移，一方面给予民众素质更大信任，相信不用外逼也有足够的慈善意愿；一方面让信息更为透明，让人们看到自己善愿的鲜活结果以促进慈善意愿。这是慈善走上坦途，回归本来面目的唯一路径。（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