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的努力

不过，中国的慈善事业还面临艰巨的任务。严格的新规定和迟迟未能实施的法律，让人们在这个国家运营慈善团体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设在上海的一家公益事业顾问机构社会企业集团（Social Venture Group，简称SVG）在其网站的一篇博文中指出，管理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简称NGO）接受外国捐赠的政府新规定是个沉重的负担。现在，除了其他要求之外，为了重新得到外国的捐助基金，非政府组织必须向当地银行提交一长串文件。“这些规定意在追踪进入中国的所有外国捐赠资金的来源，毫无疑问，此举的目标指向试图在中国境内赢得影响力的政治敏感团体。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法规同时也造成了数千个小型‘草根’慈善团体的运作举步维艰。”

11月初，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称，为了要“更深入的研究”，最新的慈善法草案被再一次推迟出台。这个自2007年就开始修订的法律何时能通过政府的核准程序尚不清楚。不过，慈善团体预计，如果该法律获准通过，将会给它们带来更有利的税收政策，能使政府的角色更清楚，同时，注册慈善团体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容易。

最后一点很重要，因为相关规定的繁文缛节让它们倍感挫折，所以，很多组织是以企业的名义运作的，这就使对它们的监管困难重重。“我理解，制订让非政府组织变得更专业化的规定是必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草根非政府组织专家肖恩·谢（Shawn Shieh，音译）谈到。“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应该是让注册非政府组织变得更容易。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非政府组织都是以企业的名义注册的，因为它们很难以非营利性组织的名义注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企业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就无法受到监管和监督。这可不是让非政府组织变得更专业化的途径。”

至于说延迟推出的慈善法，“我认为，关于延迟出台法律的理由，更多的在于非政府组织缺乏专业素养，而不是为了让法律更完善。”肖恩·谢谈到。“有人曾告诉我们，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管规章经过五六年的修订之后会使这类组织的运作更容易，但是，截止到目前，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的推测是，延迟法律的实施是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想让法规更完善。我希望自己的推测是错误的。”

虽然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在深思熟虑，不过，某些省市的地方政府则在“各行其是”，以改善慈善机构的运作方式。举例来说，江苏省推出的一项新规章要求，基金会的支出至少要达到前一年得到的捐赠的70%。这些举措的目的之一还在于引入一个更正规的自行监管体系。

与此同时，设在北京的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Capital Philanthropy Federation，简称CPF）明年将面向其43个会员组织推出行为准则。从全国范围来说，中国基金会中心（China Foundation Center，简称CFC）也有望推出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力促慈善机构在其网站上披露财务信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天主教大学（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法学教授、中国非政府组织专家卡拉·西蒙（Karla Simon）认为，这些行动都是虽然相对较小但很坚实的步伐。“对任何非营利性组织而言，自我监管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她谈到，“人们希望，监管者会善意地看待所有这些行动，并与这些施行自我监管的组织达成协作。”

但是，中国很多慈善机构的“蛮荒特色”，让潜在的捐赠者产生了高度不信任感。2006年，也就是SVG创建的那一年，该机构研究发现，在中国，非营利性组织是公众信任度最低的领域之一。

这也是中国的巨富谈到的被迫自行设立基金会的原由之一。基金会已经成了非营利性组织中增长最快的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新一期《中国慈善蓝皮书》（China Philanthropy Blue Book）显示，截止到2009年年底，中国已拥有997个公共慈善基金会，846个非公共慈善基金会（non-public foundation），也就是私人慈善基金会。该蓝皮书预测，到今年年底，私人慈善基金会的数量将会超过公共慈善基金会。

“我对富豪与基金会成长之间的关系非常乐观。”南都公益基金会（Narada Foundation）秘书长刘周鸿（音）谈到。设立基金会管理自己的慈善活动的大型企业数量在不断增长，南都公益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该基金会是一个为草根非政府组织提供支持的“经费捐助”（grant-making）组织，由徐永光于2007年创立，利用自己与企业集团南都集团（Narada Group）的紧密联系，这位前政府官员转变成了一位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社会企业家指利用商业方式成立和经营专门从事以社会服务为目的的公司的人士。——译者注），此前，他拥有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修建学校的经历。

“中国的富豪对自己的捐助将会被如何使用表示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就如何使用捐助的问题，如何募集资金的问题，以及这些捐助投入到哪些特定计划的问题，基金会尚没有披露足够的信息。”他谈到。“某些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布的报告很难理解，甚至连专业人士也难以理解，能利用这些信息的公民和媒体人士非常少。中国的基金会应该付出自觉的努力，以提高其组织的透明度。”

此外，这些私人慈善基金会还面临着很多障碍，特别是不允许它们公开募集捐助的问题。“政策正在变得更加宽松。” 刘周鸿谈到。“但是，政府仍然不允许人们创建（寻求公共捐助的）公共慈善基金会，这种局面从短期来看不会有什么改变。”南都公益基金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税收。根据目前的规定，该基金会每年收到的捐赠中有25%最后会成为税款。“因为我们的税赋水平很高，所以，我们不能为员工支付理想的薪酬，也无法吸引到专业人才。”刘周鸿谈到。

临界点

对中国的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来说，2008年的四川地震为它们开启了一个展示自己公众形象的全新时代。那一年，中国的捐赠额达到了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大约有760亿元用于抗震救灾，不过，捐赠资金主要流入了由政府运作的慈善团体，比如，中国红十字会等。

万科集团为抗震救灾捐助了1，000万元，董事长王石谈到，这场地震“对中国的公益事业来说是个转折点”，并在这个国家提高了人们的捐助意识。“人们越来越热心于捐助金钱，这表明，人们越来越富裕了，而且愿意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展现出对他人更多的爱心和仁慈。”他谈到。但是，王石也坦承，人们依然对捐助的利用效率，以及捐助资金的去向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心，从而，导致了人们的捐助热情“逐渐降低”。

“信任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西蒙谈到。信任对名气较响的非政府组织——这些大都是政府参与管理的组织——帮助很大，不过，缺乏信任感同样也会让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小型的慈善机构遭受冷遇。正如她谈到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还没有能为慈善机构提供“正式认证”的评级机构。

王石谈到，巴菲特和盖茨在来访期间谈到的很多公益事业理念都与明智地使用捐赠资金密切相关。“捐赠金钱是一回事，确保这些捐赠抵达预期的目标并产生预期的效果则是另一回事。”王石也承认，近年来，政府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政府应该更信任非政府组织，应该把它们视为中国稳定和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更加独立的关系……不过，这也应该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

刘周鸿表示，虽然很难判断盖茨和巴菲特来访对普通公众造成的影响，不过，他认为，他们的到访至少对“改变中国富豪对待财富的观点，以及向他们展示一个全新的领域——公益事业”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