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云南财经大学毕业生严端素告诉记者，自去年8月以来，严端素和20多名志愿者利用课余时间，为农民工子女辅导作业。然而半个月前，严端素却突然收到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局的处罚决定书。五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明确规定，必须取得当地行政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批，拿到行政教育许可证才能开展办学(据12月24日《人民日报》)。

现代社会是和谐社会，对于各种慈善行为、慈善组织、慈善个人，各级行政部门应在自由裁量权允许的范围内，为慈善事业提供畅通无阻的行政支持，从而激活社会更多的慈善热情。比如新闻中的“慈善幼苗”，举办者不是为了牟利，不是商业行为，管理者就不应将其界定为社会力量办学。有关部门没有必要给其戴上“擅自招生办学”的大帽，完全可以按慈善行为去处理。毕竟，慈善的人越多，就越能达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激发更多善心，从而助推社会的稳定。明智的政府更应倍加珍惜这种秩序内的维稳机制，多提供行政便利，而不是设置门槛。

 遗憾的是，五华区教育局还是开出了“处罚决定书”。这让人难以理解，难道传播公益也是一种过错?按此思维，僧院的施粥行为，是不是也要办卫生许可证?编织毛衣献爱心者，是不是还要有产品合格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相关从业者必须具备教师资格证，注册资金固定资产不能少于20万，流动资金不能少于10万，办学场地不能少于220平方米等。穷学生是绝对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依此而行，很多慈善行为恐怕都会胎死腹中了。行政部门所谓的“规范管理”实际上是扼杀了社会的公益热情和慈善血脉。这恐怕不是管理者所希望看到的。

我国的慈善事业之所以面临窘境，与慈善机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有关。慈善组织必须要有“官附性”，才能得以生存。但对政府依附的多了，往往又会削弱慈善行为本身的独立性和民生性。所以，有专家认为，中国未来的慈善事业要想持续发展，政府应该给予民间慈善机构更大的发展空间，大力发展自下而上的慈善组织。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对公益慈善事业采取开放态度，降低慈善组织登记注册门槛等等。法律确实可以对公益慈善组织设计一些监管性机制，但绝不能为公益慈善组织设置太多障碍。

慈善幼苗需要行政呵护，管理者更要站在社会发展的高度，看到规范所起的效应。要让慈善行为自由发展，政府有关部门应立足原则，灵活变通，既不违反原则又能让慈善行为得到传播，为社会奉献更多的和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