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其实已搬进新居快一年了。夜深人静时，躺在床上望着窗外不远处的大海，回想在深圳闯荡的3650个日日夜夜，心情就难以平静，有一种急于找人倾诉、发泄的念头。我知道在几百万深圳人中间，我不是一个幸运儿（没有一夜暴富），也算不得成功人士（没有当老板，十年才勉强混进中产阶级），但我肯定是个典型的深圳人，我的痛苦，我的欢乐，我的希望，是多数深圳人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我相信我的搬家次数在深圳绝不是最多的）。我如今没有更多的奢望，只求今后生活的每一天，都像今天这样安宁、祥和，让我能够静静地守护着妻子和儿子，守护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守护着自己的心灵。
我相信，在这个世上，只要你真诚地付出努力，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好。
（作者：凡夫，35岁，毕业于湖北某重点大学，现任深圳科技园某高科技企业总工）
明天就要搬家了。我一夜没有睡着，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惆怅，反正思绪乱得很。妻也不时地辗转反侧，虽然没有睁开眼，但我知道，她也失眠了。黑暗中，我默默地盯着天花板，在深圳十年来每一次的搬家往事，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细数下来，我惊呆了：这十年间，我竟然搬了15次家。
之 一
第一次搬家是在1992年的7月。
那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南方视察，上演了著名的“春天的故事”，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也吹进了大学校园。当时即将毕业于内地一所重点大学的我，意气风发，热血沸腾，与两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南下深圳找工作，前后十天的奔波，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阴差阳错，最后，年龄最小（当时22岁）、独立能力最差的我，被蛇口一家新成立的电子公司选中。毕业分配时，同行三人只有我最终拿到了深圳人事局的调函。
7月初，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扛着行李，坐车一路颠簸来到了蛇口。
公司安排我住在工业区的集体宿舍——爱榕园，两室一厅的套房，我与两位先来的同事住一个卧室，由于房间面积小，我只能睡上铺，好在大学里我一直睡上铺，所以也没什么抱怨。我放下行李，只简单地铺了铺床，就急不可待地跑出来“侦察地形”。那时候的蛇口是一个恬静宜人的小城，爱榕园靠近南油，西面和北面都是茂密的荔枝林，东面是后海，当时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填海，从爱榕园走到海边不过一百米。站在碧波荡漾的海边，第一次这样亲近大海让我激动不已，海风吹来，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不像现在），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这自由的空气，真有点异国情调。
我望一望对面香港连绵的青山，又看一看脚下柔软湿润的海滩，一个强烈的念头涌进我的脑海：这就是我梦中的家园，我要在这里建我的家！
第二次搬家是在1993年的4月。
刚来深圳的那段日子，时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虽然公司新成立，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都不算太好，但同事之间比较和睦，工作也还得心应手，而且最重要的是，老总对我挺器重也挺关怀，他姓黄，上班时很威严，下班后很慈祥。然而，好景不长，就在我来公司半年后，1993年的春节前夕，黄总出车祸不幸身故，公司陷入了困顿。同事走的走，散的散，我不知所措，留下来了，却又十分惆怅，对未来没有把握。
新上任的孙总招了一批新员工，原来租的集体宿舍挤不下，于是，我就有了我的第二次搬家，搬到了紧靠南油的工业区单身公寓——紫竹园。我与从上海某重点大学毕业的一位南京小帅哥住一个单身宿舍，条件还不错，有独立的卫生间和阳台，就是楼层高了点——七楼，好在年轻，爬楼不累。
当时公司一直在开发一种小型医疗电子产品，我和南京小帅哥都在技术部，负责开发任务。几个月过去，产品研制出来了，新来的孙总却对产品的市场前景失去了信心，由于市面上已有同类产品问世，价格也压得很低，孙总觉得卖不出好价，而且还面临着申报生产许可证等一系列难题，于是他决定放弃这个挣钱太慢的小项目，我们都觉得挺可惜，但毕竟一切都是老总说了算。
不久，孙总引进了一个新项目，也引进了一批新员工，相当于是两家公司合并。新来的这帮人都是孙总老乡，看着他们与孙总的亲热劲，我们老员工只有“吃醋”的份。孙总很快就来给我和南京小帅哥做思想工作，说人家是客人，要安排得好一点，你俩把房腾出来给谁谁住，你们还是搬回爱榕园，看你俩关系不错，还是同住一间卧室吧。虽然不那么方便，先凑合一阵，以后再调整吧。于是又搬回了爱榕园，这是我的第三次搬家，距前一次搬家不过三个月。
这期间公司慢慢地有了点起色，孙总觉得我和南京小帅哥还比较聪明，是“可造之才”，因此将我俩从技术部调到了市场部，我俩高兴坏了，以为从此“钱途无量”。
那时的深圳确实是“倒买倒卖”的黄金时机，什么都能“倒”，什么都能“炒”。在此之前的1992年发生的“8.10”股票风潮，我虽有不少同学校友在银行卖新股抽签表，但当时一则新来乍到，身无分文，二则我被那“恐怖的”疯狂场面吓坏了，眼睁睁看着这次大好的发财机遇擦身而过。
我想我再也不能错过“历史的机遇”了。
然而，就在我以为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遇”的时候，一次重大的“过失”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由此不得不进行第四次、第五次搬家。
之 二
那已经是1994年的5月份了。
在此之前，我去外地参加过几次订货会和交易会，多少积累了点做生意的感性认识，其间，我又带着极大的功利目的饶有兴趣地学习了一些贸易理论和财务知识，自我感觉不错。恰好公司此时开始在内部推行承包制，我初生牛犊不怕虎，单独承包了一个业务部。
当时的深圳，人人都可以承包一个业务部，自封经理，自己找业务，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做，公司只发基本生活费，工资做抵押，年终结算。我怀着极大的经商热情和自信投入到商海中，首先我要建立业务关系，于是我向老总提出要出去参加一些商品订货会，既能结识一些客户，也许还能签一些定单。新任老总同意了，差旅费公司先垫付，回头从我的业务利润中扣除。我满心欢喜、满心期待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谁都不曾想，第一次单独参加订货会（国内贸易部举办的大型商品交易会），我就满载而归，共签了50多万的合同，其中主要是与河南一家国营头衔的公司签的单，付款条件是，先付20%的定金，货到付清余款。
孙总一看，摇摇头，说你要的定金太少，不能低于30%，最好能达到50%，我辩解道，争取到这个条件已经不容易了，人家本来只愿意给10%呢。老总盯着我说，这些人你有把握吗？我一点不含糊，“没问题！”
果然，不久，我如约收到了其中一家的定金，我高兴地发出去价值20余万的货，并通知对方准备付款。货走了一个星期，我估摸着该到了，就给对方打电话，对方很爽快，说马上就付款，我乐坏了。可随后连着几天去银行查询，钱就是没到账。赶紧打电话追问，谁知电话无人接听，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总也意识到问题很严重，派我马上赶赴河南，就地寻找那家公司，随后的几天，我就像做梦一样，不相信曾经以为只是故事中的事情真的落在我的头上。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深圳，虽然孙总没有过多地责备我，可我整个人的精神一下子垮了，变得颓废不堪。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上班后什么也不干，一头埋进电脑中玩“三国演义”的游戏，谁来看，我都懒得跟他打招呼。终于有一天，孙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这么多天了，我知道你情绪不好，你打算今后怎么办？我说，孙总，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公司，我太急功近利了，我不是做生意的料，你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出去另找个工作。孙总怜悯地点点头，说这样吧，我新近招了一些业务员，都住在兰园，你也搬到兰园住吧，给你两个月的免费居住期。
我至今仍非常地感谢这位老总，平心而论，他对我还是仁至义尽了。就这样，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又辗转搬到了紧靠南油广场的兰园。这是我的第四次搬家。
我搬进宿舍时，已经有三个邋里邋遢的小伙子住在里面，一问才知道是孙总最近招的业务员，负责推销保健品。兰园的单身宿舍面积够大，勉强放得下四张铁架床，我就这样“挤进”了兰园。
在兰园，我度过了我此生最难熬的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
经过短暂的迷茫和彷徨后，我逐渐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带上简历在蛇口开始重新找工作。当时在蛇口，除了几个偶尔来往的校友，几个大学同学都远在市区内或宝安，无依无靠的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的滋味。由于我的大学专业面比较窄，那段时间找工作很不顺，朋友们劝我离开蛇口到市内找找。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眼看着孙总给我“免费居住”的宽限期一天天临近，我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囊中也日渐羞涩。远在内地老家的大姐从我同学口中了解到我的处境，打来电话安慰我，并说她来帮我想办法。有点走投无路的我只好说你试试看吧。不久，还真的有了消息。交际甚广的大姐通过熟人牵线，找到了一位在深圳当老板的老乡，要我马上跟他联系。我与这位李老板见了面，他对我印象还不错，临走说你来吧，来帮我的忙。我甚至来不及问他是干什么的，就点头接受了他的“邀请”。他问我现在住在哪里，我不想隐瞒，就说了实情。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我在南头有套房空着，你搬到那里去吧。当天晚上，我给孙总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开始了我的第五次搬家。我一只手推着自行车，车上放着两个行李箱，另一只手提着一台风扇，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我满怀着失落和惆怅，一步一步地从蛇口走到南头。
位于南头常兴路的这套房，面积90多平米，标准的三房两厅，全套家私，我来深圳后第一次睡在了高级柔软的席梦思床上，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第二天醒来，望着陌生的环境，才想起自己又搬家了，一种心灵的疲惫油然而生，看着这套整洁的房子（其实现在看来很普通），我不由得感慨起来：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这样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呀？
李老板四十出头，比我来深圳早5年，是做污水处理工程的，属环保类私营企业。由于主要污水源——化工类企业在深圳越来越少，李老板在掘得第一桶金后，将业务范围转到了游泳池循环水处理。他安排我带几个民工到某花园的游泳池机房装填沙料，我稀里糊涂地就成了“工头”。不过利用某个周末，我参加了深圳市内一个人才交流会。幸运之神终于降临，我被一家大型进出口贸易企业录用。
我向李老板辞行，他悻悻地说，我这个庙太小，留不了你呀。第二天一大早，他亲自开来一辆货车，将我的几件“家当”拉到录用我的新公司员工宿舍。我感激地与他握手告别，感谢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这第六次搬家离上次搬家仅有一个月，又一次“刷新了记录”。
我所在的这家进出口贸易企业是个股份公司，在深圳大型企业里排得上号，员工也很多，多数是业务员。只有一栋4层高的职工宿舍楼，一楼是餐厅和小商铺，二楼以上才是宿舍，住宿安排相当紧张。我被安排到一套二室一厅，本来说是与一个老员工合住一间卧室，但这位老兄不知从哪里搬来一捆被褥，说还有谁本来和他同住，现在被派往杭州出差，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那意思不能让我搬进去。我望着带我来的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希望他能解决此事，没想到这位副主任无可奈何地对我说，你看，这样吧，你先克服克服困难，就在厅里搭一个铺，以后公司再调整。我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心却在颤抖，一种莫名的悲哀。事后知道，那位出差的同事其实是长期派驻杭州分公司。
1512室——我的办公室编号，当我第一次坐在深圳高大明亮的写字楼里，心情不免有些激动和自豪。其实，此时的这家公司正面临着全国性的进出口贸易的大滑坡。1992、1993年的暴利已不能填平1994年的巨额亏损，加之公司采用的是弊病丛生的股东承包制，前几年的短期行为造成的恶果已露出了端倪。我所在的业务部原先做钢材贸易，1994年亏损后，公司决定调整经营方向，该业务部改做项目投资，年前已炒掉了先前所有的业务员，然后才有我等的进入。由于公司计划投资的一个项目与我的专业有关，因此，我被选为该项目的筹办人员之一。
项目投资是我很希望做的行当，我很努力地去学习，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由于工作卖力，业务水平提高很快，试用期满后，我被任命为该项目的副经理，实际负责这项总投资额400万的机电设备投资租赁工作。这时的我感到了一丝成就感。然而，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的传闻，以及微薄的工资收入又时时令我忧心忡忡。
1995年的春节，我回到老家。妻那时还只是我相识不到一年的女友，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不到三个月，此前的感情主要是通过书信和电话交流的。在我最困难的那段日子，她没有离我而去，而是把一封封写满鼓励的信寄给我，支撑着我疲惫失落的心灵。我们最终能够走到一起，是与她对爱情的坚定分不开的。
这一天我们盼来了久别的重逢，喜悦之余，我坦白地告诉她我的近况，她说她都想象得到。我们谈到了未来，却没有勇气向她说出对未来的承诺，她却真诚地看着我说，“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就这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不能再有丝毫的犹豫，我流着泪紧紧地拥抱着她，说：“我们结婚吧。”就这样，当1995年的情人节到来时，我和妻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婚后7天，我回到了深圳，妻留在老家。当我将喜糖分发给同事们时，他们都不相信我已结婚了。晚上，平日与我最要好的小马悄悄问我，你为什么要现在结婚？你太太怎么办？我沉默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几个月后，妻连连来信催说她要来深圳，我只得连连回信说暂时不要来，我这边条件不允许（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因级别不够，公司不可能分房给我，而我自己的全部工资仅够在市区租一个一室一厅），等几个月后再说。妻有点生气了，说我来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是财经大学毕业的，又有工作经验，我能找到工作。
我无法再拒绝她，但我告诉她，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吃苦。
1995年7月，妻办了停薪留职，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深圳。
我将她安顿在事先打过招呼的女同事小李的宿舍里，这间宿舍与我那间宿舍是斜对门，也是两室一厅的结构，小李住一间，公司有名的一个大龄女住另一间，妻住在人家的客厅里，与我的“待遇”一样。我告诉她，这还是小李看我的面子给予的照顾，而且我说好只麻烦人家一个月，就是说，妻必须在这一个月内找到工作，否则，我们就只能花钱住招待所了。
我们坐在简陋的铁架床上，趁周围人不在，妻依偎在我怀里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别的我都不怕。”一阵辛酸让我差点流出眼泪，一个男人不能为自己心爱的女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依靠，这是人生莫大的悲哀。
第二天早上，我请了半天假，买了一张深圳地图，带着妻来到人才大市场，告诉她应聘程序和回家的乘车路线。然后，我转身回了公司，将她丢在熙熙攘攘的求职人流中。我知道妻此时的感受，可我不得不这样“狠心”，因为，我希望她能在深圳这块不相信眼泪的土地上早日自立。
随后的一个多月，妻像许多初来深圳闯荡的人一样，顶着烈日，冒着暴雨，在求职应聘的路上一次次往返奔波，其间还被非法职业中介骗过。最终，妻在某商场谋到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虽然收入很低，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为了节省开支，我不得不违背当初给小李的承诺，让妻一直“赖”在她们宿舍的客厅里。小李和我关系不错，也挺体谅我的难处，对妻没有表示出“恶意”，可同屋的另一个大龄女就没那么好说话，进进出出时常给妻脸色看。我和妻只有厚着脸皮“赖”下去。为了不打扰她们的生活，我和妻尽量不在屋子里呆，通常在食堂吃过晚饭就去我办公室“乘凉”，一直呆到睡觉时间才返回各自的宿舍当“厅长”。这样的“同楼分居”的日子过了有4个月，生活才又出现了转机。
由于那时候国家重拳打击广东地区的“出口骗税”，进出口业务越来越难做，好些业务员辞职走了，其中有一对夫妻，他们一走就腾出了一个独立的单间。公司决定调整员工宿舍，我思虑再三，第一次大着胆子给公司老总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申请信，希望公司能分给我一个单间。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回音。
终于有一天下午，刚上班不久，我的部门经理笑眯眯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说，恭喜呀，公司上午开会研究，特批给你一个单间。我只觉得浑身一阵发热，高兴地去领回了钥匙。当天晚上，我和妻搬进那间12平米的独立单间。
第七次搬家来得太突然了，我和妻兴奋得一夜没有合眼，盘算着如何布置我们的这间“新房”。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我们用多余的窗帘在靠窗处隔出了一个小巧的厨房，买来了痰盂权且当作我们冬天的“马桶”……就这样，几天后，一个温馨的小家诞生了，我和妻在这里度过了我们迟来的“蜜月”。
之 三
在这座简陋的“爱的小屋”里，我与妻度过了相对稳定的半年时光。其间，妻有过两次“跳槽”，算是找到了一家条件相对不错的公司做财务工作，工资也翻了一番，她显得有点心满意足。我由此得出一个未经专家认可的观点，即女人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好于男人，这可能与女人更讲实际的特点有关。
1996年春节刚过，我到四川出差，参与公司在当地的一个投资项目的开业筹备工作。半个多月过去，眼看着准备工作基本到位，妻从深圳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中断了我的计划。妻告诉我，她怀孕了，刚检查出来，问我怎么办。我的头“嗡”了一下：天哪，这小家伙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我们还没有做好任何准备呀。我没有多加思索，语气果断地告诉妻：“不能要，赶快打掉。”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妻有些沙哑的声音：“好吧，那你快回来。”
我将手头的工作简单地交接了一番，第二天一大早，就乘飞机回到了深圳。
利用一个周末，我陪妻去做了人流手术，回到家里，我第一次为妻熬了一锅鸡汤。两天后的星期一，妻执意要去上班，我坚决不同意，要她打电话给公司请假。妻摇摇头说，“我要是不去，哪怕耽搁一天，我的岗位就可能被别人顶替。我舍不得这份工作。”
我只好看着妻拖着沉重的身躯走出了家门……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此后不久，公司领导班子发生了剧变，新一届董事会派来了新的管理层。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我不幸也被选入裁员之列，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也没有任何情理可求，一句话——“尽快走人”。我虽然年前就风闻过“换班”的事情，也算有点思想准备，但还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公司给我们一个月的免费居住期，过点就要“撵人”了。我早早地回家做好晚饭，妻下班回来，看饭菜都已做好，很是惊讶。我平静地告诉她：“你老公又失业了。”
这一次，我们决定自己去租房。十几天下来，我与几位要好的同事跑遍了深圳的角角落落，五花八门的私房、公房、农民房、单身公寓，全都浏览一回，所见所闻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深圳阅历，深切地体会到在深圳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世界”。我感到自己绝非深圳最悲苦的人，失业给我带来的自卑感很快就被抹平了。
此时的我已小有积蓄，“万元户”的身价竟让我不屑与“脏、乱、差”的农民房里的租户们为伍，我与一位同事小金商议后决定合租福华路上的一套公房（两房一厅，月租1400），户主已移居香港，定期回来收租。
几天后，我从墙上广告中随机选择了一家搬家公司，弄来一辆卡车，将我们的全部家当（主要是一台康佳电视机）与小金的行李一起搬到了新居。这第八次搬家还算顺利。
经历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我感觉自己对人生有了一点点把握的实力。面临着又一次的求职奔波，我心态很平和，当然口罗，妻此时反过来成了我的坚实后盾。然而，近一个月的连续不断的应聘考试和苦苦等待，还是让我身心疲惫，脾气也开始变坏。就在我几乎有点失去信心，盘算着是否要去劳动局失业登记处挂号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呼叫了我的BP机。我立刻复机，一个自称姓张的男人约我到电子科技大厦某层面试，双方都没有多说，但我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这次有戏”。果然，我被录用了。
这是一家新近成立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研发一种机电设备。我见到了电话中那位张姓男人，很年轻，潇洒干练，风度翩翩，后来知道他就是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只比我大4岁。张总与我略作交谈，然后问我：“你愿意搞技术，还是跑市场？”我略显犹豫，但很快做出了选择：“搞技术！”张总笑了，说：“我觉得你也只适合搞技术。”1996年深圳的高科技产业还处在萌芽状态，尚未形成气候，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当时的抉择是“英明的”。
当时，公司的总部在电子科技大厦，但研发和生产基地却远在横岗，因为吊车、机床之类的大件设备只能放在那边租的厂房。好在公司有班车，每天从市区到横岗来回接送，我也就不得不过上了早起晚归的生活。在横岗上班的技术人员多半是单身的年轻人，也有几个“临时光棍”（老婆丢在内地），包括几位老高工。公司为他们租了当地的几间农民房作为员工宿舍。由于公司草创，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不算好，但在张总的人格魅力“统治”下，大家干活都很卖力，项目研发进展很快，不久就进入攻坚阶段，大家都自觉加班，我也不能例外，况且我已被任命为其中一个科目的负责人，当然更应该以身作则。我在公司宿舍里要了一个床位，回市内住处搬了一套床褥和生活用品，妻虽不太情愿，但还是支持我。就这样，我丢下妻子，独自搬到了横岗（姑且也算是一次搬家吧——第九次）。临行前我玩笑式地安慰妻：“咱俩的关系，就像《三国演义》开篇的那句话‘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妻笑着笑着就流出了眼泪。
在横岗，我仿佛又过回到大学时代的集体生活，和那些比我晚来几年的“学生娃”们在一起，我也成了快乐的单身汉，时常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家。妻有些不满了，时常在电话里发牢骚。我于是周末尽量不加班，坐班车回市内陪妻过周末，比如看看电影、逛逛街、吃麦当劳，以弥补我们恋爱时这方面的缺憾。
快乐的日子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久，妻因工作中与同事间的纠纷，被老板“炒了鱿鱼”。好在找工作经验丰富的她，竟然在一周后又谋到了一份收入更高的好差事，只是上班地点太远了——西丽。我有些不放心，但妻执意要去，刚开始每天往返要坐三个小时的公汽，太累了，后来她从公司宿舍里也要了一个床位，周一至周六（至今仍是六天工作制）住在西丽，周日我们才一起回到市内的小家聚首，改善改善生活。但这样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浪漫不起来了。我们开始觉得市内这个小家有点“浪费”，想找一个既离她上班很近，又离我上班不远的房子（至少交通要方便），但翻开地图发现，这样的房子根本是不存在的。
那段时间的几个周末，我和妻在市内游荡，希望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偏巧，路过某大楼时，正在热热闹闹地搞房地产促销会。我们壮着胆子说进去看看热闹，原来是关外龙华的房展会，天哪，那时候的房价真便宜，“潜龙花园”60多平米的两房一口价——7.8万元，首期2万，可以按揭。看着漂亮的房屋模型，我和妻都有点动心，真的，当时说我俩做梦都希望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一点都不夸张。算算存折上的钱，付个首期是足够的，可剩下的6万要5年内付清，我和妻又都有点害怕，在这个无依无靠的地方，天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拉了拉妻的衣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房展会。
（这是我们第一次动了买房的念头。如今回想当年的心态，感到有点不可理喻，因为实际上不到两年后，我们就购买了第一套房子，而且是一次性付款。）
为了节省开支（积攒买房的钱），我决定市内的这间房不租了，全部家当都随我搬到横岗。妻满脸疑惑地问我，“你们公司哪来的单间给你？”我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我有办法”。
横岗的公司宿舍，我与几位同事合住一套三室一厅（厅很大）的农民房，我与技术部的老冯同居一室。老冯其实年龄不“老”（比我大2岁），只是模样显老，人也特老实，爱抽烟，那天，我特意买了一包好烟，破天荒地邀他抽烟（我自己不抽烟），陪他闲聊，聊到高兴处，才慢慢抖出“包袱”：“老冯，我太太想过来住几天，你看这两天你能不能在客厅里将就一下。”老冯是结过婚的人，小孩都好几岁了，当然体谅我的难处，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
不久，我请张总的司机帮忙，利用周末用一辆桑塔纳将我市内的全部家当都搬到了横岗，塞进了我的那间用尽心计、“巧取豪夺”来的房间里。第二天，妻就住到了我这边。那时候正是大热天，同宿舍的兄弟们好惨，不好意思打赤膊，坐在客厅里吹风扇。老冯将床挪到客厅角落里，抽烟看书，倒也自得其乐。为了答谢兄弟们的美意，我与妻携手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招待这帮兄弟喝了顿饱酒。
从此，我和妻就霸占了那个单间，当然，她也只是周末才从西丽过来住。我们被同事们戏称为“周末夫妻”。据说，这种“周末夫妻”在深圳并不鲜见，今后还可能成为一种时尚呢。但是，我和妻过够了这种动荡的生活，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这有多浪漫，实在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
唉，我这第十次搬家是否有点不太“地道”？
之 四
在横岗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地处偏僻，能够避开了尘世的喧嚣，我终于又静下心来捡回了我久违的技术专业。夜晚，由于没有可以消遣的去处，我与大多数同事通常都在办公室读书学习，我买来大量的电脑书籍，利用公司配备的电脑，系统地学习了电脑软硬件理论，掌握了几种常用计算机语言的基础知识。随着公司项目的推进，我也逐渐在公司崭露头角。
这段时间里，公司为了提高员工待遇，留住人才，拨款近百万在厂房边的空地上盖起了一座七层高的单身公寓楼。
1996年的10月28日是我此生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双喜临门，不仅被任命为软件开发部经理，而且分到了一间单身公寓。11月1日，我与妻告别了农民房，搬进了小巧别致的公寓，20平米的面积，带卫生间。第11次搬家让我充分体验到了成功所带来的喜悦。
然而，正当我感到事业蒸蒸日上，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公司内部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的人生又一次跌入了低谷。
1997年的8月，香港回归的喜悦刚刚散去，公司的几位股东就开始为彼此间的利益闹纠纷。此时公司研发的第一台样机已经基本上做出来了，只等完成相关的检测和办理有关的生产批号，就可以投入市场。然而，此时公司的流动资金已基本告罄，而且拖欠了员工两个月的工资。眼看着公司就要被拖垮，最后，张总索性宣布退出公司，然后，带着我们十几位技术骨干搬到了市内。作为公司的雇员我们没法了解公司突然解体的是非恩怨，也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我们之所以选择与张总一起离开，完全是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也相信他是一个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领头人。
这期间，我与妻充分交流过几次，妻劝我另找工作，我也动过一丝念头，但随即又否定了。我对妻说：“我来深圳5年了，为什么总是一事无成，老天爷对我不公平，这一次眼看着就快成功了，又遇上这样的事情，我无论如何都不甘心。我还是跟张总走，他是有决心做完这个高科技项目的，再说，从做人的本分说，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妻同意了我的选择。接下来就该面对将这个家搬到何处去的棘手问题了。妻沉思片刻，满有把握地说她来想办法。
原来，凭着几年来对工作始终认真负责的态度，妻在她那边公司已经取得了老板的充分信任，老板私下里许诺，准备提拔她做财务主管。她要求单独住一个单间宿舍的要求，居然没有太费口舌就应允了。
就在我所在公司人心惶惶的时候，妻带着她公司的一辆货车来了，我们拉走了全部的家当，第12次踏上了搬家的路程。
张总重新组建的公司很快在福田区委附近的一套出租屋里开张了。这是一套复式结构，楼上楼下各有100多平米，楼上住人，楼下办公。一开始还有十几个员工，由于新公司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业务开展不起来，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渐渐地，一个接一个地辞工，最后连张总自己在内，只留下来7个人。
我、老冯都留下来了。我有妻做后盾，至少短期内吃饭不成问题。老冯就难了，老婆孩子都指望着他每月寄钱回家。老冯这个人特实在，一来深圳就到了张总这家公司，张总待他不薄，他也因此认定要跟张总一条道走到黑。为了表示与兄弟们同甘共苦，我不能搞“特殊化”，执意从西丽的住处搬来了多年未用的旧被褥（姑且又算一次搬家吧），周一至周五与大家吃住在一起，艰难地守护着公司那点微弱的“星星之火”。
“皇天不负有心人”，张总凭着他的执着，终于感动了一位大老板，数百万资金投进来，我们重新启动了项目，并且采用委托加工的方式，快捷地生产出了新一代样机，“隧道的尽头已经露出了曙光”。这时，已临近1998年的春节了。
我刚为公司的前景松一口气，妻的一个紧急电话，又让我陷入了恐慌——妻可能又怀孕了。
我满脸憔悴地赶回西丽的住处，妻满面愁容地看着我。我知道她在痛苦地等待着我的决定。我坐在床沿，默默地，许久没有说话。妻躺在我身后，突然，她摸了一下我的头发，说：“老公，你有白头发了。”我看了看镜子，可不，镜子里的那张脸，不仅看得见白头发，胡子也黑茬茬的，哎，不知不觉我就老了。我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拉着妻的手说：“这回这个，我们要！”妻如释重负地笑了，她说:“其实我也想要，我还想为宝宝买房子呢！”我爽快地大声答应:“好，我们就在西丽买，让我们的宝宝一生下来就有个幸福的家。”
第二天，我与妻就开始留意西丽在售的楼房。最后，妻看中了位于她们厂区后面不远的××花园的一套三房两厅，面积110平米，总价20万，要求一次性付款。为了弥补心中对妻的歉疚，这次买房全都依她（最后连房产证上都只写她的名）。当时我们的全部积蓄只有大约12万元，后来，我们想到找公司借，两边的老板都很不错，各借了两万给我们，剩下的钱从几位同学好友那里各凑了一点，终于在春节后不久，我们拿到了新房的钥匙。然而，就在此时，一个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妻再次到医院检查，这次去了南山妇幼保健院，医生居然说她没有怀孕，前期的症状是假象，可能是感冒引起的，加上心理作用，就越发像怀孕了。看看自己手里的钥匙，又看看一脸无辜的妻，我不觉哑然失笑。
第十四次搬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搬了。
之 五
转眼间1999年到了，这是我们公司走出困境并开始腾飞的一年。年初，我们通过了技术监督部门的检测，拿到了梦寐以求、苦苦等待多年的产品生产许可证，随即向客户销售了第一台产品，试运行良好……作为公司当初仅存的几位技术骨干之一，我在这一系列工作中起到了关键角色的作用，不久，我被提拔为副总工程师。最令人鼓舞的是，在这一年10月深圳市举行的第一届“高交会”上，我们公司大获成功，不仅拿到了大批定单，而且被一家上市公司看中，投资数千万入股，从而使公司“驶入了快车道”。
那是一个创造“神话”的黄金时代，高科技的浪潮席卷全球。那一年我们公司的变化，只能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公司发展壮大了，我们这群创业者也开始进入“收获季节”，不仅个人收入节节增高，肩上的担子也越挑越重，不久，我被提拔为总工程师，“铁哥们”老冯也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然而，最让我开心的是，妻怀孕了，这回可是真的。
躺在幸福的漩涡里，我们迎来了新千年的曙光。
如果不是美国NASDAQ的高科技泡沫过早地破灭，如果深交所的创业板能早点推出，已握有公司数十万股票期权的我，可能早已实现“千万富豪”的美梦。美梦终归是一场梦，它的及时破灭也让我们清醒了头脑，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何况我们原本就是一群自食其力的凡夫俗子。
2000年年中，公司为稳定员工队伍，决定帮助员工逐步解决 “安居”问题。首先对来公司工作满四年的老员工提供25万元的无息借款，可分10年归还。政策考虑是这样，这25万元到市面可去购买总价50万的商品房，首期三成15万，余下10万装修带买家私。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具体到我个人，当然有资格享受这项“待遇”。我已经有一套商品房，但不太满意，上班太远，几经寻觅，我把目光投向了当时“火热的”南山后海片区：滨海大道的开通，使得南山到市区的交通大大改善，加之公司当时准备搬到科技园南区，我遂决定将新房买在这里。我对妻说，这一次买房我做主！
利用周末我几乎遍访了后海在建的所有楼盘。离开蛇口这么多年，我几乎没有再回来过，偶尔几次也只是坐车路过。后海的变化真大，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填海都快填到了香港，我曾经看到的那片海越来越远。
那天，我无意间竟又走到了爱榕园，不禁百感交集，10年前我满怀豪情迈进深圳，最早落脚就在这里。我四处探寻着，似乎想找到当年的足迹，哎，那个傻乎乎的男孩在哪儿呢……我跟着思绪向海边走去，当年我时常来海边看海，那里一定还有我的足迹。然而，我发现走不到海边，当年能够驻足眺望的海岸如今全都变成了陆地，而且盖起了一座座高楼，“十年一觉梦，沧海变桑田”，我的青春，我的热血，我的梦想，原来都已经融进了脚下这片热土……
我抬起湿漉漉的眼帘，看见眼前这栋在建的高楼上写着“××××花园”的横幅，定了定神，一个强烈的念头涌上心头：我的新房就选在这个花园。我一个箭步跨进了售楼处……
一年以后，我搬进了新居，就是我如今的家。这是我来深圳后的第十五次搬家，从第一次搬家算起，整整过去了10年有余，我的人生轨迹也好比画了一个圆圈——“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我太累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凡 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