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见到段北航，他正拎着个大号旅行箱往车站走。看见我时，一脸笑样儿放慢脚步：“游泳去了？”“凉快凉快。不是下星期才开学吗？”“先去玩儿几天。”他没说完，公共汽车贴着路边进站了。我看着段北航忙不迭地追，看着他一边往上拖箱子一边探出头客气：“到时候去找我玩儿吧。”车门折叠关闭的样子，汽车尾气和洗发香波混合的味儿，八月末中午的热，我现在还记得，那是点到为止的一九九一年。  　　段北航对于我，就像大多数的水草对于大多数的金鱼，是习惯性的存在着，不远不近，不多不少。是不是因为高我一年级，我们才没形成同年男女之间必要的剑拔弩张的关系呢？我想如果同时在天空出现，我不过是一只依轨道而行的卫星，而段北航则是自由自在的彗星，两者自然能平静地存在着。  　　后来就高考，就四年大学，就工作，就跳槽，每当处在选择的当口，总像看见段北航笑嘻嘻一摆而过，让我不甘心也不能疲怠。我没“去找他玩儿”，好像总也不是合适的时候。找别人玩儿的时候，念头一闪，就像打开灯扫一眼储藏室，宝物安然。  　　不过对于段北航，我怕只是一根背景音乐似的水草，否则他怎么会一个跟头就去了重庆，就此无影无踪。  　　直到新世纪的某一天，银灰色大屁股赛欧把我别在人行道上。车主按下右门玻璃，一脸笑样儿：“看什么呢你？”我大为光火：“你看什么呢？！”他拉开车门说，我看你呀，我要看看到底是不是你呀。我当然是我，而三十岁的段北航已经把自己扮成了个白领样板间，就是“打领带拎手包动不动就对手机说：３％吧”的那种。我听他说。他说什么我都听着。我想听。听到他娶妻生子，贷款买房，挑剔手机信号、车子性能，不由笑意横生。他警觉地瞄了我一眼，我还笑。想起电影《猜火车》，说年轻时光汇入主流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想起“曾以为我俩的相遇是一个不朽的传奇，其实不过是生命中一个小小的插曲”。  　　下车时候北航又在接电话，只能做个再见的手势。看着他的车重新上路，我松了一口气。到底，北航没有提某年寄来的一本《屠格涅夫》，我也没提那里夹着的重庆地图。对于成就了我们的少年往事，这是点到为止的二零零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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