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考察，对黄河源头的确认亦是一个关键的任务，较之前两次考察，更具目的性。同时，考察队所携带的装备和工具也较以往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当时也想把黄河源头弄清楚，到底哪条河是黄河正源，是到了弄清楚的时候了。”在地理所的一间办公室里，透过冬日的阳光，追忆过去，尤联元仿佛是在憧憬往事。
　　这年6月，尤联元随考察队到达了恰卜恰（玛多县）。“我们首先考察的重点是两湖，坐船测量出了湖深，这是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尤联元是坐船测量两湖的队员之一，他在队伍中区别于其他队员之处是穿了一件白色羽绒服，而没有穿队员统一的蓝色棉服。湖深、湖面宽度很快测量了出来，“一个湖浅，颜色发灰，一个湖水深，发蓝。”水深的那个湖就是鄂陵湖。
　　队伍骑马继续从两湖前行，数日后，星宿海出现了，“那里就是麻多乡。”和1960年谈英武的考察相像，白云、绿草，还有牛羊成群。“我们又从星宿海向上走，一直走到了玛曲曲果。”一块沼泽地出现在了尤联元等人面前，几条很小的河在流动，“不宽的水面，好像一步就能跨过去。”
　　在一个泉眼旁边，已经有一个写着汉藏两种文字“黄河源”的木碑立在了那里，“这应该是1952年的前辈考察时留下的。大家认为这就是黄河源头了，都很高兴，纷纷朝天鸣枪庆贺。”一块历经20多载风吹雨打的木碑，一片泉水奔涌的草地，让队员们抑制不住兴奋，忘记了连日来的高原反应。尤联元等人测量了约古宗列曲的河宽、水量和河的长度。
　　隔着一座山向东南方就是卡日曲。“我们翻山到了卡日曲，也进行了和约古宗列曲一样的考察。”比较下来，卡日曲的水量大一些，尤联元认为，由于与约古宗列曲的测量时间相差了几天，不能做简单的水量比较。“我们又做了地形地貌的考察，发现卡日曲发育的年龄也较大，比约古宗列曲早、老，河岸两侧和河底有古老的岩石、沉积物。”测量下来，发现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也要长一些。
　　在结束黄河源地区的考察之后，考察队在结古镇（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进行了两次讨论。有的人认为应该维持约古宗列曲为黄河正源的以往结论，有的人认为既然卡日曲水量大、长、古老，就应该改卡日曲为黄河正源，尤联元当时亦持这一观点，主张确定卡日曲为黄河源头。
　　1978年8月，这支考察队返回西宁，召开了扎陵湖、鄂陵湖两湖名称位置及黄河源问题科学讨论会。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地图上标志的扎陵湖在东、鄂陵湖在西是错误的，应该恢复西扎东鄂的正确位置。1979年2月2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根据历史记载和实地考察，恢复两湖的历史名称，但对于源头问题，因各家说法不一，却暂时搁置了起来。
　　
　　在河源碑不远处，
　　就是玛曲曲果的第一只泉眼
　　就在尤联元等来自平原的人顶着高原透亮的光线考察黄河源的时候，另一支主要由青海当地人组成的队伍也在进行着相同的工作。青海省出面联系了青海省军区、青海省测绘局、青海民族学院，邀请了国家测绘总局、中科院地理所、解放军总参测绘局、新华社等单位，组成了一支规模庞大的考察队。
　　1982年11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河源头考察文集》，书的内容以参加青海省考察队的队员报告为主。1983年2月上旬，新华社以该书为资料来源，发表了一条消息，提出黄河正源是卡日曲而不是约古宗列曲。
　　其实，早在1979年5月的《人民画报》上，卡日曲为黄河正源的说法就已经有人提出，而一位民间考察者对黄河的徒步考察更加剧了学界对黄河正源的关注和争论。
　　1981年7月19日，著名地质学家杨联康到达了黄河源地区。经过考察，他提出了卡日曲的支流拉朗情曲应为黄河源头的说法。杨联康在考察后发现，如果以拉朗情曲为黄河正源，黄河总长度比以约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