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这是一九五五年9月17日拍摄的一张照片，在美国的洛杉矶港口，一艘名叫克利夫兰总统号的轮船即将起航。世界著名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也购买了这一天的船票，返回中国。钱学森是当时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同时他还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兼美国喷气动力实验室的主任，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在9月17号这天，没能到码头上送行，但他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的。
1950年6月的一天，美国华盛顿，一个名叫钱学森的中国人的造访让当时的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陷入了不安，钱学森刚一离开办公室，他立即拨通司法部的电话，决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的太多了，我宁可把这家伙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因为无论在哪里，他都抵得上五个师。
他就是曾让美国政府感到紧张的钱学森，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的他，近年来很少出现在公众媒体面前，但他的名字却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因为钱学森这三个字早已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镌刻在了新中国航天事业的丰碑上。
孙家栋：航天这个名是他提出来的，他动了很多脑筋，过去没有这个名，过去就提出来宇宙，空间，这些比较多，后来他就坚持有航空，再高一层就应该有航天。
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绝不仅仅只是起一个名字这么简单，有人说，如果没有钱学森当年的回国，就不可能有中国航天事业的今天。而当年他的回国之路却异常坎坷。
1950年8月29日正在美国从事火箭研究的著名科学家的钱学森买到了回国的船票，但8月30日人们突然得知，钱学森已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美国洛杉矶海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们声称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了近八百公斤的草图，笔记和照片，这些全部都是技术情报，他们暗示钱学森是一名红色间谍，正准备偷运机密回国，于是把他关在了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
其实，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阴谋，而这个阴谋与美国国防部海军次长金贝尔对钱学森的评价有关。钱学森是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作为美国火箭领导四人小组成员之一，钱学森大脑里装着太多重要的技术信息，他想离开，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蒋英：他失声了。
经过钱学森所在单位加州理工学院的多方努力，钱学森以15000美元被保释。但他在美国的生活开始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并多次遭到有关部门的审讯，当被问到他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时，钱学森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这张表格记录了钱学森１９５０年以来在美国的真实状态，他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去登记，并且还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问话，钱学森并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将会持续多久，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箱子，也一直放在那里，钱学森始终没有打开过。
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美双方终于就两国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第二天钱学森接到移民局的通知，对他的管制令已经撤销，他可以自由离境了，与此同时11名美国军人也抵达了夏威夷机场。
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曾非常满意的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就是这一件事，会谈也非常值得。
钱永刚：改革开放以后，中美有的时候好，又不好，过一段好的时候总会有人提起他，钱老你看你到现在到美国去怎么样，他有时候听着不高兴上来了，他就放一句狠话，他说你别给我说这个。
涂元季：他说如果美国人不对过去50年代，他们那样不公正的对待我，不明确表态的话，我今生今世决不踏上美国国土。
钱学森的回国引起了各国媒体的瞩目，这是当时外文报纸发表的文章，人们无不对这位世界著名火箭专家返回红色中国后的生活充满好奇，当年一位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正好拍下了钱学森一家从香港步入深圳罗湖桥的镜头，从照片上看，这位火箭专家与人们想象中的有所不同，他一手领着自己七岁的儿子，而另一只手却提着一把吉他。
世界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的回国，立即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是钱学森当年和毛主席在一起时的照片，也许钱学森并不知道，他的归来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把导弹研制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大工程也正在酝酿当中。
人们发现回到国内的钱学森，生活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脱下已经穿了二十年的西装，换上了卡机布的中山装，除了不一样的气质，不一般的学识和不同寻常的经历外，他和普通的中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而刚回国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那时他的工资是三百多块钱。
涂元季：刚回国的时候，钱学森又年轻，又看到新中国到处都是新气象，讲这个事照一下，讲那个事照一下，结果一个月下来，买胶卷冲洗照片的钱把他这331.5花光了，从此他们才知道这三百多块前值多少钱，可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花钱了。
为了尽快熟悉国内的情况，钱学森接受有关领导的建议，前往当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进行考察。但在今天看来，这次出行，不管是对钱学森，还是对中国的导弹事业都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旅行。
钱学森：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今天晚上你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要会见你，那我去了，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他说，谈着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这次短暂的会面，似乎只是东北之行中一个愉快的插曲，但与这位年青火箭专家的会面，使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对导弹的认识变得具体清晰起来。
1956年2月17日，一份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写字台上，在这份意见书中，钱学森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提出了长远的规划。同年十月，钱学森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在当时的中国,钱学森是为数不多的掌握火箭知识的科学家。
而事实上早在1949年钱学森就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的概念，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人在钱学森这个设计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称为龙的三角翼飞机器，这就是今天美国航天飞机的祖先，而由于钱学森在这个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使得他被尊称为龙之父。
(本文来源：cctv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