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思考
图为与时俱进 郑超作
一、关于“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实事求是地、科学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出了问题，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出现诸如拔高、吹捧、歪曲、丑化等等不实事求是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大为改观，特别是在“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方面，史学界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是落实“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针的一个重要实绩，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成就的一大亮点。
“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这本是历史学的天然功能，但这句话在中国史学的特定环境下，有着特定的含义，主要是指:要实事求是地恢复被曲解、被遮蔽了的历史人物的原貌。这与考据学上所说的“考明真相”不尽相同，它所强调的主要是纠缪正误、纠偏反正、正本清源。但这些工作又必须以“考明真相”为基础。许多历史真相，本来是清楚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被歪曲或遮蔽了，这就需要纠正过来，昭示天下；也有些历史真相，本来是半明半暗或不大清楚的，那么就需要考明它并昭告世人。这些，都是我们所要做的工作。
那么，哪些历史人物需要恢复本来面目呢？宏观地看，许多正面人物和所谓“问题人物”都存在这个问题，但“问题人物”在这方面的需要更多一些。我所说的“问题人物”，是指某些功过兼有的人物、有争议的人物和反面人物。这些人物，过去许多是被史学界绝对否定的，被妖魔化和脸谱化的，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多是绝对的坏印象。但实际上，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并非都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这就需要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人物，还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正面人物，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让世人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的问题。例如，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任弼时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立过功，他们的这些贡献，都应该让世人知晓。还有一些正面人物，由于受到尊敬而被拔高，或是人们“为尊者讳”而不言其短，这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但是，本文所谈的人物，主要是一些“问题人物”。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许多“问题人物”逐渐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是“问题人物”，比较来说，恢复古代人物和文化人物的本来面目比较容易些，而近现代人物、政治人物、国共两党人物，则相对困难些。这主要是因为后者的政治性较强，离现实又太近，比较敏感，禁忌较多。但是，这方面的工作仍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这些进步和成绩，既体现在大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中，也反映在文艺作品如电影、电视剧、回忆录、散文、随笔和小说中。这些进步和成绩，世人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和感受到。下面，我略举一些例证，以窥见这些进步和成绩之一斑。
二、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共党史人物
我党是执政党，因之，党史人物不仅为党史学者所研究，亦为一般民众所关注，影视上经常搬演党史，更是激起人们对党史人物的兴趣。但人们所希望看到的，决不是那种被“左”的观念扭曲了的人物形象，而是符合历史原貌的真实的党史人物。下面列举一些近些年来在评价问题上发生了重要变化的人物。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张闻天，先是推倒了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名，他的庐山会议发言又被肯定为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作；近年来他在遵义会议后被推选为总书记的史实也得到确认，“毛洛合作”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段史实也得到了承认和宣传。他在受打击、被迫害情况下的革命品格、理论创造和崇高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
李立三，过去一提就是“立三路线”，似乎这就是李立三的全人。现在人们知道，他是个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仅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五卅运动”的总指挥，还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些功绩，在一些电影中已有反映。
项英，原来只讲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现在对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和领导新四军时的功绩都给予了肯定，对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也给予了恰当的评说。他向延安发电报不同意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胆识，尤其受到了人们的赞佩。电视剧《新四军》对项英领导新四军时的功过，做了符合实际的描述。
王明，过去人们只知他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罪魁，又知道他后来投了苏联，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视为敌国的。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了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响了张学良等许多国民党将领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张国焘，曾因分裂党和红军且加入军统而被牢牢地钉在反派人物的耻辱柱上。现在，他得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是中共一大代表，早期重要领导人，又是野心家和变节者。他在建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和创建川陕根据地等方面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同时，人们鲜知的他曾出卖李大钊，在红军中搞“大肃反”乱杀人的罪孽，也得到了揭露。
博古，过去多与王明并提，人们大多只知道他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曾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又知道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仅勇于承认错误，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他还是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凯丰，因为曾跟着王明、博古跑，在遵义会议上不但没有支持毛泽东，还讽刺毛按照《孙子兵法》打仗，故而长期成为党史教学中挨批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凯丰后来认了错，并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他还是青年运动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那首著名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就出自他的手。电视剧《长征》对凯丰的转变做了客观的描写。
夏曦，过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在苏区“肃反”中“左”得出奇，杀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万涛、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大批红军将士。现在，史学界对于贺龙和萧克分别给予夏曦的“两头小，中间大”与“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给予了充分重视，除了继续严厉批评其“中间错”(即搞“大肃反”)之外，也论述了他“两头好”的历史。
饶漱石，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人物，现在，他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时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在电视剧《新四军》中，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表现得到了反映。
林彪，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文革”中罪恶滔天，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小平同志有“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的愤慨之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全盘否定，“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的儿歌响遍街巷。近些年来，林彪在历史上有功的一面得到肯定。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位军事家中，林彪居其一。在军博举办的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林彪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大幅照片被挂了出来。在《辽沈战役》、《八路军》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林彪皆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正面形象。
黄永胜，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谢富治，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迹昭彰，但因在军史上有功，所以在《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上，二人作为上将，大幅照片也被挂了出来。
邱会作，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但因有军功，其家乡江西兴国县在建造本乡籍将军雕塑群像时，也给他塑了像。
有些党史人物，罪恶昭彰，而又没有林彪那种功绩，故极为人们所不齿，但有些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又绕不开他们，怎么办呢？这就有个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我看许多作品是处理得不错的，既写了这些人物的罪恶，也没有把他们写成天生的坏蛋。比如，顾顺章有“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称，由于他的叛变，恽代英、蔡和森被杀害，上海临时中央险遭毁灭性破坏。毛泽东曾发出“通缉令”，称对此叛徒要“格杀勿论”。在《周恩来在上海》、《陈赓大将》等影视中，这个叛徒的巨大危害性及人格的歹毒和卑劣，都得到充分的描写；但同时，影视作者也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提到了他曾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参加过处决叛徒白鑫(彭湃等人的出卖者)等行动，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的发展变化过程。江青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但也是逐渐变坏的。一些文章在谈及她早年的经历时，也说到她的一些长处，在反映毛泽东在延安那段历史的影视中，江青也没有被弄成丑角。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李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