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海涅

    德国诗人海涅1797年12月13日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中学毕业后，父母要他经商；1816年他去汉堡他叔父的银行工作，爱上了堂妹，自那时起海涅开始写抒情诗。1819年秋海涅经叔父同意进波恩大学学习法律，听奥·威·施莱格尔的德国语言史课，并经常与他往来，因而受到浪漫派的影响。后来海涅又加入格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听过黑格尔的哲学课，并参加柏林的文学沙龙。1825年他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同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1821至1830年期间，海涅曾到德国各地和波兰、英国、意大利旅行。1822年他的第一部著作《诗集》在柏林出版，次年又出版了《悲剧——抒情插曲》。1827年他把早期的抒情诗汇集在一起，题名《歌集》在汉堡出版，引起轰动，从此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这一时期，他又创作了一系列散文游记，如《哈尔茨山游记》、《观念——勒·格朗集》、《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和《卢卡浴场》等，这些作品分别以《旅行记》第1、2、3卷出版，也引起巨大反响。海涅这个时期的抒情诗和游记，大都抒写他的个人经历、感受和憧憬，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并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许多抒情诗被谱成乐曲，广为流传。

    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海涅深受鼓舞，决定前往巴黎。1831年5月他到达巴黎，在这里结识了大仲马、贝朗瑞、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等作家和李斯特、肖邦等音乐家，并与空想主义者交往。这时，他在奥格斯堡的《总汇日报》上陆续发表《法兰西现状》(1833)；他为法国报刊撰写介绍德国的文章，后来扩充为《论德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5)和《论浪漫派》(1836)两本专著。海涅的作品，在1835年被德意志联邦议会查禁。流亡作家伯尔纳发表《巴黎信札》，否定德国传统文化，并攻击海涅；两人发生论争。海涅写了《路德维西·伯尔纳，一份备忘录》，在伯纳尔去世后1840年发表。为了和激进派诗人内容空洞的“倾向诗”进行斗争，他写了长诗《阿塔·特罗尔，一个仲夏夜的梦》(1843)。

    1843年底，海涅和马克思结识，这使他的诗歌创作达到新的高峰。这个时期，他发表了《新诗集》(1844)，其中包括一部分以《时代的诗》命名的政治诗和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这些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两方面都取得很高的成就，成为1848年革命前夕时代的最强音。同年，革命失败，海涅的身体也愈来愈坏，但他忍受着瘫痪的痛苦，仍用口授方式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其中包括《罗曼采罗》(1851)、《1853至1854年诗集》和一些遗诗。这些诗歌中虽有悲愤忧郁之作，但大多数仍充满战斗的豪情，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类的未来具有的坚定信心。1856年2月17日海涅在巴黎逝世。  

    《蒙娜·丽莎》仍然在微笑

    1913年12月13日下午法国罗浮宫一片欢笑。两年前被偷窃的这幅著名油画在佛罗伦萨找到，显然无任何损坏。利奥纳多-达-芬奇于16世纪初在佛罗伦萨创作的这幅画，因此，《蒙娜-丽莎》将在那里展出一周后然后送回巴黎似乎是合适的。

    盗窃嫌疑犯是名画家文森佐-佩鲁贾，现已入狱。意大利当局说他1911年在巴黎时，从罗浮宫盗走此画。据说佩鲁贾在试图把画卖给古董商之后被捕。专家们认为在任何地方出售《蒙娜·丽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幅画，是众所周知的。

    绘画厅画廊，长402米。世界肖像绘画瑰宝《蒙娜·丽莎》失窃复得后受到特别待遇，它被嵌在双层防弹玻璃罩内，两旁还有警卫。这里是卢佛宫最吸引人的地方。

    1921年12月13日，华盛顿会议胜利结束，美国、大不列颠、法国和日本签订了太平洋条约。四国同意在国际联盟准则的基础上互相尊重各自在太平洋上的所有权。

    四国条约使美国享受国际联盟在太平洋上的特权，尽管它拒绝成为这个世界组织的成员。美国能在其他三国所占有的太平洋地区上进行贸易活动，他还将能够使用由日本管辖的雅浦群岛上的重要电报线路和电话中心。

    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师大教授许德珩。劳君 展在特务打电话时暗中记下特务机关的电话，又从电话簿上找到地址，化装进入值班房，从“犯人名册”上看到许德珩及前不久被捕的马哲民、侯外庐等人的名字，并找到了羁押的地方，消息通知了各报馆和学校。

    14日，各报发表消息，当局秘密捕人的真相大白。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行政院代理院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代电。代电说：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抗议当局摧残法制，蹂躏民权，要求即日释放遭非法拘禁的学校师生许德珩等。   

许德珩和胡厥文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

1949年夏，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在府学胡同北大宿舍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北伐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始终不曾改变最爱的教师身份；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时期的许德珩

    纵观许老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洪流怎样左右，许老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曾改变，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更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传承人。在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我们特邀许德珩之孙许进先生撰文，缅怀这位终生以“五四青年”自居、自律的，真正的革命老人。

1949年2月1日，许德珩教授在北大民主广场演讲土地改革，听者超过万人

1963年10月20日，许德珩与婿邓稼先及孙辈在香山公园

肖山令

    肖山令(1892-1937)，字铁侬，湖南益阳县方山村人。陆军少将追晋中将，宪兵副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防空司令。

    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1936年任国民党宪兵副司令，1937年9月被任命为南京市长、首都卫戍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唐生智）兼南京市警备司令，成为拱卫国民政府首都的实际负责人。组织十万民工抢修南京抗战工事，并且指挥宪兵部队、警察部队进行了惨烈的对日作战，宪兵部队伤亡惨重，警察部队死亡殆尽。

    1937年12月13日，带领将士在下关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激战5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肖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血染金陵，以自己的义举，实现了“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诺言，时年45岁。国民党有文“蒋委员长每训军人辄谓‘抗倭之战，能与城共存亡者，实以肖副司令为巨擘’”。1985年，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肖将军遗像
 

 
这个惨无人道的日本军官在杀死人后，
提着一个砍掉的脑袋的耳朵，洋洋得意地照相

    1937年12月13日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军人和南京百姓进行长达6周的血腥大屠杀。据载，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28案，包括被集体枪杀与活埋的计19万余人；零散屠杀858案，仅被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日军在6周内共屠杀南京市民和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官兵30余万人。曾在长江岸边参加毁尸灭迹的日军少佐太田寿供述，经他与安达少佐在南京下关码头处理的就有10万以上的尸体，其中掩埋、焚烧的约3万多具，其余投入长江去了。这一举世震惊的暴行，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决议书中指出，“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来污辱这个城市”，“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松井石根被判处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于1947年被处以死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一桩滔天罪行。

    公元1937年12月13日。 http://www.19371213.com

    南京，这座已经“无抵抗的都市”沉没于血海之中。

    13日晨，日军谷寿夫师团首先从中华门进入南京，血洗了聚集在中山北路、中央路的难民区，由此，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拉开了帷幕。次日，其他三个师团相继进入南京南北各市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屠杀。南京这座历史名都陷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

    13日，约有十余万难民和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军围逼到燕子矶江边的沙滩上，数十挺机枪疯狂扫射，顿时间，尸体蔽江，水为不流，至少有5万余人惨遭杀害。14日，日军在汉西门外又集体屠杀难民和非武装军警7000余人，江岸，尸体纵横，血流成河，汇向江流。15日夜，被日军俘虏的南京军民900余人，被押往上元门外鱼雷营江边，遭到集体屠杀，除9人侥幸逃生外，余者全部遇难。16日，日军在下关煤炭港、鼓楼四条巷一带屠杀我无辜同胞数万人。17日，日军在下关上元门屠杀我同胞3000余人、在三叉河杀害四五百人。18日，日军在下关草鞋峡将中国男女老幼同胞5.7万人集体残杀，“先用机枪扫射后、复用刺刀乱戮，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骸骨悉数投于江中”。在这前后，日军还在上新河一带残杀中国被俘军人及难民28730人。到处尸骸遍野，人血染地，南京成了一座血腥的人间地狱。

    日本《东京日日新闻》从军记者铃木二郎记述道：“我随同攻陷南京的日军一道进城，在城内待了四天，目击日军无数暴行。”“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山门附近城墙见到极其恐怖凄惨的大屠杀。俘虏们在二十五公尺宽的城墙上排成一列，许多日本兵端着插上刺刀的步枪，齐声大吼，冲向俘虏们的前胸或腹部刺去。一个接着一个被刺落到城外去了。只见飞溅的血雨喷向半空，阴森的气氛使人汗毛直竖，我站在那里，吓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可是，俘虏们有人脸上浮泛着冷笑，有人若无其事的大笑，等待着死亡。”

    《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正刚说：“我于十二月十五日夜间，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办事处前面马路上，看到数千人头攒动，一望无际的中国人群，被赶赴下关屠场。在天色微明的扬子江畔，一片黑黝黝的尸体堆垒如山，在尸山里蠕动着人影，总有五十人乃至一百人以上，他们在日军刺刀的逼迫下转来转去拖曳着尸体，丢向江流里去。作业完毕，苦力们被排列在长江岸边，哒！哒！哒！一阵机关枪声，只见仰面朝天、翻身仆地、腾空跃起，一一都跌落江中，被滚滚波涛卷走。”据在场作业的一个日本军官说：“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大约是两万人。”

    南京市崇善堂在难民区内组织了“崇字掩埋队”，下设4个分队，从本月起，南自中华门、通济门外，西自水西门外，东自中山门外，城内自城南经鼓楼至挹江门以东，共收尸112266具。

    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从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第一天在清凉山埋葬尸体129具，在中华门外望江矶等处埋葬尸体650具。12月28日，一次收殓6468具，埋葬在中华门外普德寺，后来逐渐增加到9721具。他们的工作陆续做到第二年夏天还没有完结，到 10月底，才把数字作一总结，共埋葬男女尸体43071具。

    中国红十字会掩埋尸体22300余具。

    此外，日军也处理了大量尸体。据日本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少佐太田寿男交待，该司令部于下关地区“处理掉”尸体10万具，为此动用的船只有30只，卡车10部、负责搬运尸体的士兵800人。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害的中国人竟达3 0万以上！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记录。

 
这样的幼儿能被放过吗？？？？

 《往事》南京大屠杀

    1957年12月13日，杀害李大钊、胡也频等革命烈士的反革命罪犯王振南，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王振南1927年在北京任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时，积极参与谋害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王振南以高等审判厅代表的身份担任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的法官，几次对李大钊等三十人进行“会审”，并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谢光沛等十人徒刑，致李大钊等先烈于同年4月28日壮烈牺牲。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虐杀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

    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王振南对共产党人大肆迫害

英勇就义的路友于、李大钊(中)、张挹兰

    1964年12月13日，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起义，回到广州。(历史今天lsjt.org)

    程一鸣参加蒋帮特务组织达三十一年，解放前，历任蒋帮军统局临醴、黔阳、兰州等特务训练班教官、总教官，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随蒋帮特务机关逃往港澳后，又历任蒋帮广东反共救国军粤中指挥部第十六路军司令，国民党中委会第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蒋帮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澳门组组长等职。(历史今天lsjt.org)

    从1950年起，程一鸣在澳门专门负责对大陆进行破坏活动。他起义前，认清了形势，感到追随美蒋集团没有前途，决心弃暗投明，便在13日离开澳门，到达广州。他同时带来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手枪五支、各式手枪四支、子弹二百一十四发、手榴弹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炸药三十磅、雷管三十六支、暗杀用的毒针两支。

    程一鸣回到广州后，受到有关部门的欢迎。

    1971年12月13—14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在大西洋中的葡属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宣布，美、法双方同意，在同其他有关国家合作下，“努力通过美元贬值和其他一些货币升值来迅速重新调整兑换率”，作为尽早解决资本主义世界长期争吵不休、陷于僵局的国际货币危机问题所必须采取的一个措施。

    这是1934年以来美国官方第一次正式宣布美元将贬值。它标志着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霸权地位的急剧衰落，标志着作为这种霸权象征的美元特权地位的进一步破产和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制度的瓦解。

    这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实行向别国转嫁危机的“新的经济政策”，但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买美国的账。西欧“共同市潮六国以及英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求美元贬值、取消美国的进口附加税和逐步取消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特权地位，并以此作为重新调整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制度的条件。四个月来，围绕着这些问题，美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举行过多次大、小会议，经过多次激烈的争吵，始终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处境一直十分孤立。同时，“新的经济政策”并不能扭转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恶化的局面。这年第三季度，按同外国官方和私人的一切交易计算，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竟高达九十三亿美元，创美国历史的最高纪录，比这年上半年的逆差还多十亿美元，相当于一1970年全年逆差的二倍多。种种迹象表明，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其顽固立场，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势将采取进一步的对抗措施。这样一来，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就可能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不得不表示愿以美元贬值来换取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这表明美国“新的经济政策”的破产。

    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也利用“新的经济政策”来迫使西欧“共同市潮国家作出单方面的让步，取消关税壁垒、放宽进口限额，为美国商品进入西欧市场大开方便之门。美国这种行径遭到了西欧国家的坚决抵制。法国就表示过，它不会在“刀子对准它的喉咙”的情况下同美国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据法新社报道，陪同蓬皮杜总统参加这次会议的法国外交部长舒曼12日晚在到达亚速尔群岛后不久就表示，“共同市潮六国以美元贬值作为同美国谈判贸易问题的条件之一。13日，他又说：我们最重要的条件是：互惠应以互利为基础，而要使互利成为现实，必须就调整货币比值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也不得不承认，应当通过谈判实现互利。在美国表示作出这种让步以后，法国也表示可以作出一些让步。  

    1979年12月13日，美国海军成功地发射了一枚三叉戟Ⅰ式导弹。这枚导弹是由距卡纳维拉尔角海岸五十海里的“马里诺·巴列霍”号核潜艇于水下发射的。三叉戟Ⅰ式导弹威力大，射程也大大地超过海神式和北极星式导弹。它可以击中7400公里到 11100公里远的目标，潜艇发射的导弹可以打到苏联境内的目标。
    

    1981年12月，阿根廷财政部宣布，1980年印发的票面值为100万比索的纸币全部作废，改用1981年新设计的纸币。

    1980年，阿根廷政府为了适应通货膨胀的需要，决定印发票面值为100万比索的纸币。当时票面上设计的图案为乌拉圭和阿根廷联合兴建的水力发电工程。有人发现这图案画面是这个工程的乌拉圭一侧，但为时已晚，纸币已印了1600万张。

    为了纠正上述错误，阿根廷纸币设计师又设计了新的图案，即布宜诺斯艾利斯独立日的五月广场。这样，以前印的纸币也就宣告作废了。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发生一起非法拘禁、殴打职工危福和致死案。危福合家住河北省枣强县，1990年来到大邱庄，1992年开始负责华大公司养殖场的基建工作。不久，华大公司解散，养殖场划到了万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审查的过程中，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3日下午两点多钟，万全集团公司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26岁的危福合叫到了公司3楼。“审讯”是开门见山的。刘云章等人要危福合“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在危福合作出否认的回答后，屋里的人向他围拢过来。随即，拳脚雨点般落在了危福合的身上。随着危福合的一再否认，对他的殴打也一步步升级：上衣被扒光了，电警棍、三角带鞭子用上了，一拨人打累了又换一拨。从危福合的口中不断传出绝望的哀求声和呻吟声。这场从下午两点多钟开始的“审讯”和殴打持续了7个多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人来回进出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轮番对危福合进行“审讯”、殴打。晚上10点多钟，当危福合停止呻吟、气若游丝时，凶手们这才发现大事不好。在被送往大邱庄医院不久，危福合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经法医鉴定，死者身上的伤痕多达380多处，因外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

    公安机关在侦破此案过程中，发现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有包庇、窝藏罪犯和用非法手段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犯罪行为，触犯了刑律。1993年4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

    1993年8月27日上午10时，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

    法庭经审理查明：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原华大公司养殖场职工危福合被刘云章等18人殴打致死后，禹作敏多次指使他人窝藏并安排资助4名重大案犯潜逃；组织、指挥同案犯和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暴力阻碍司法机关依法勘查犯罪现场、搜捕案犯，扣留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导致公安、检察干警未能正常执行职务。在此前后，为了获取国家重要机密、干扰对案件的查处，禹作敏和其子禹绍政向某机关一名干部行贿数万元。    1992年12月，在清理原华大集团公司经济问题时，禹作敏先后多次组织、指挥了对原华大公司职工田宜正、侯洪滨、宋宝等人的非法拘禁、侮辱殴打。在禹作敏的示意下，还发生了对北京某干部学校师生的非法拘禁和侮辱殴打。

    此外，禹作敏还指使他人对大邱庄村民刘玉田的家属非法监视、限制人身自由，进行非法管制。

    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先后宣读了证人证言，出示了书证、物证。禹作敏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根据禹作敏所犯罪行的事实和情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以窝藏罪判处禹作敏有期徒刑6年，以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以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非法管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993年12月13日凌晨3时50分，一双纤纤细手点燃了一根罪恶的火柴，撕开了黑色的帷幕。4时36分，马尾消防中队接到高福纺织有限公司火灾报警后，立即出动消防车风驰电掣地赶往火场。此时，厂房大楼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楼西侧至中部火势猛烈，并向东侧迅速蔓延。住在楼内的打工妹们陷入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的困境，凄惨的救命声不绝于耳。现场灭火总指挥、福州消防支队支队长张光荣当机立断，下令迅速组成4支救人突击队。战士们冒着烈火和浓烟，冲入楼内将熏晕的打工妹背出，共把34名打工妹从火魔手中救出。6时30分火势得到基本控制，7时左右大火被扑灭。尽管火灾得到及时扑救，但仍有61条生命被火魔夺走，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3.6万元人民币、50万美元。

    “12·13”特大火灾发生后，经过对火灾现场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勘查、论证，并对现场目击者进行调查访问，查明起火部位在四层仓库南墙西侧，起火点在西南角化纤原料ＭＮ120（俗称毛球）堆垛处。经过两个昼夜的奋战，排除了电气起火，毛球自燃、烟头阴燃等可能性，同时根据起火点可燃物火是从外向内燃烧，且引燃时间短，燃烧蔓延迅速的特点，确认了火灾是人为引起的，有重大纵火嫌疑。经查证，因偷窃而被公司开除的女工董扬玲有纵火犯罪的重大嫌疑。12月15日晚，公安机关依法传唤了董扬玲。董扬玲没有抵赖，如实供认了所犯罪行。因偷窃公司腈纶成品纱被公司开除、并令其离开公司而未按时离开，被总经理麦子文发现并遭训斥而心怀不满，伺机报复。    1994年1月8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纵火犯董扬玲死刑，立即执行。1月2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1995年12月1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魏京生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一审依法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魏京生早在1979年就因向外国人提供我国重要军事情报，并公开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活动，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魏京生在1993年9月14日被依法假释。在假释和剥夺政治权利期间，魏京生又进行阴谋颠覆政府的活动。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北京市公安局于1995年11月21日依法逮捕了魏京生。

    魏京生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11月23日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审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于12月1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魏京生从事阴谋颠覆政府的活动，其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予以处罚。

    法庭审理查明，魏京生为达到阴谋颠覆政府的目的，策划并制定了行动计划，包括建立金融机构筹集经费，以便“从资金方面支持民运活动”，买下几家报纸，开办组织文化活动的公司，组织一些非政府的画展、演出、出版等活动，以建立宣传联络和活动阵地等，图谋“掀起足以动摇现政权的风波”。魏京生积极组织实施上述计划，为筹建所谓“民运银行”，买下了北京市某城市信用社的12.5%的股份，还将他亲笔书写的《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交给境外某组织负责人，并索要数10万美元作为活动经费。他还以其弟名义在香港注册“生涛有限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在北京筹办画展，企图形成对他有利的“力量和组织”。魏京生还积极秘密串联境内外某些人，研究所谓斗争策略，策划将非法组织势力联合起来，“蓄势待发”，为阴谋颠覆政府作组织上的准备。魏京生还通过非法渠道在境外发表了大量攻击中国政府，污蔑、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鼓吹西藏独立的文章，与境外敌视中国的力量和组织相呼应，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制造舆论。

    法庭出示了魏京生书写的《需要帮助的项目简介》和在境外发表的大量文章、手稿等书证，宣读了证人的证言。魏京生对法庭认定的事实供认不讳。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五十二条及第六十条的规定，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魏京生委托其亲属聘请的律师，在法庭上为魏京生作了辩护。魏京生也为自己作了充分的辩护。法庭辩论结束后，魏京生作了最后陈述。

    本月安理会主席富尔奇向在安理会走廊等候的各国记者宣布安南当选的消息 

    1996年12月13日晚，联合国安理会以鼓掌方式通过决议，正式推荐非洲加纳籍的科菲·安南出任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至2001年12月31日。12月17日联大全体会议将通过这项任命。至此，历时半年的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总算有了结果。

    联合国宪章规定，秘书长由安理会推荐、联合国大会任命。除此之外，对秘书长的任职条件再也没有更详细的规定。但由于各国的默契，达成了几项共识：即秘书长不得来自常任理事国；会说英、法两种语言；轮流来自各地区；每位秘书长均有连任一次的机会。从历史上来看，除第一任秘书长赖伊因苏联的反对、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赴刚果（今扎伊尔）调停冲突途中遇空难丧生而未能完成第二任期外，其他来自欧、亚、南美洲的三位秘书长均任满二届。因此按惯例，来自非洲的加利秘书长也应当享有这项权利。但由于美国和加利在处理索马里、波黑问题时发生矛盾，而加利对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又提出直率批评，美国共和党乘机利用联合国秘书长是否连任的问题作为美国大选的政治筹码，迫使克林顿政府将加利推上美国政治的祭坛。6月初，美在未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磋商的情况下，率先透过新闻界表示不支持加利连任下届秘书长。但加利于6月19日在德国宣布正式参加竞选连任。从此加利与美国的矛盾公开化。

    为达到阻止加利连任的目的，美国对非洲展开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克林顿政府曾派助理国务卿、国务卿前往非洲游说，但收效甚微。7月9日，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发表声明，支持非洲人继续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并推荐加利竞选连任。11月19日，安理会正式投票，对埃及等国提名加利连任下一任秘书长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美国行使了否决权。但安理会同时作出决定，由非洲集团继续提出一名非洲候选人。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喀麦隆总统比亚也致函非洲各国，要求尽快提出新候选人。为打破僵局，加利宣布暂时中止候选人资格，以便让非洲各国提出更多候选人。此后非洲国家分别提名来自加纳的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科菲·安南，第四十九届联大主席、科特迪瓦外长埃西，伊斯兰会议组织秘书长哈米德·加比德，毛里塔尼亚前外长阿卜杜拉作为新候选人。安理会对四名候选人进行了多轮投票。虽然安南的支持率一直领先，但至少有两票反对，其中包括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而其他三位候选人至少遭到两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致使新秘书长人选再次出现僵局。由于非洲国家坚持下一任秘书长必须来自非洲，如果僵局继续持续下去，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来自非洲的三个安理会成员国埃及、博茨瓦纳、几内亚比绍均支持安南作为正式候选人。12日中午第七轮秘密投票时，安南的支持票上升到14张，仅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否决票。13日中午安理会继续开会，在其他三位候选人宣布放弃竞选的情况下，15个成员国未再投票就顺利达成一致。

    此次选举，非洲最终能够协商一致、团结合作，对选举结果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平衡作用。由于中国始终坚持下任秘书长必须来自非洲，这个立场对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产生了直接影响。虽然个别国家曾扬言，如果非洲国家不能提出加利的替代人选，将毁掉非洲人连任机会。但在安理会的正式磋商中，没有一个国家提出非洲以外的人选。

    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库马西市，早年就读于加纳库马西理工大学，曾到美国和瑞士留学，先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莱斯特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硕士学位。从60年代起，他先后在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总部以及联合国的日内瓦办事处、难民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部门工作。1974年中东“十月战争”后，他出任联合国驻开罗的紧急部队民事长官。80年代，安南调回联合国总部纽约，先后担任人事和财政部门的领导工作，1986年出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1993年3月他任联合国负责维持和平事务的副秘书长，总管全球的维和行动，曾作为负责前南地区的联合国秘书长特使和赴北约特使，协调有关国家的关系。
    安南是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懂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

    前任秘书长加利（右）与安南握手，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他们的身后是联大主席拉扎利。

安南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讲话

上任第一天

12月17日，安南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在联合国总部的办公室中

    曹禺

    1996年12月13日凌晨3点55分，戏剧大师、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人曹禺在睡梦中安然辞世。直到早晨6点以前，北京医院的大夫们还在对他进行全力抢救，企盼他能睁开双眼，像往日一样慈祥地微笑。然而他睡得太熟了，医生们未能将他唤醒。他的夫人、著名京剧演员李玉茹见到他时，心脏监测仪上的波纹已拉成了一条平直的横线。她忍住泪水，在他耳边轻轻地呼唤：“家宝，家宝，我是玉茹，我看你来了。”这时，那条横线也随之微微跳动了两下，人们企盼奇迹能发生，但奇迹再也没有发生。

    李玉茹泪如雨下，她与曹先生共同度过了17个春秋，在医院整整陪伴了他8年，两人相依为命互相成为对方的精神支柱。8年前，曹先生因肾衰竭住进了北京医院，医生告诉李玉茹：曹先生只有3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从那一天起，她与儿女们及北京医院的大夫都在为延长曹先生的生命而奋斗、奔波。

    李玉茹说，在陪伴先生的过程中，她发现什么话题都不如写作更能引起先生的兴趣。于是她拿起了笔，尝试着写了一篇小说。先生看了非常高兴，连说好，不错。又有人看了，建议改成电视剧，并与李玉茹签约。她为这部电视剧取名为《痞子》，剧作家吴祖光说，“痞子”名虽不错，但是两个仄音，南方人读着不顺。还是曹禹说，改吧，改吧，就叫《小女人》。“这个‘小’不是大小的小，而是地位卑微低贱的意思。我写的就是一个卑微的善良女子的故事，先生的名改得多好啊。”李玉茹回忆道。

    住院8年，曹先生最想做的事就是写剧本，他曾构思过两个单本剧，一个起名为《老呆瓜》，写的是一个呆傻老人的故事。先生每构思出一个情节就赶紧写在纸上，“男说：……女说：……”都是提纲式的，最终未有完成。

    这8年，曹先生的病房总断不了人来看望，逢有远道而来要求与先生合影留念或请先生写字题词的，先生概不拒绝，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李玉茹说，只有我知道，他已经没有力气了，可他还在拼命地尽力，他像一支蜡烛，一滴一滴，直到耗尽了最后一滴蜡油。

    “先生走得十分安详，就像熟睡一样，医生说，他这样走是最幸福的。也可以说他走得毫无牵挂。他的全集与画集都在他生前出来了。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没能参加文代会。他是那么想念朋友们，说如果去参加会一定会有许多人来看他，为他参加文代会的衣服都做好了，他却离开了……”李玉茹说：”如果说先生还有什么牵挂，那就是不放心我一人留在世上。他曾多次对我说过，谁要是先走了，留下的人可就太苦了。因与人签了约，有两个上午，我在拟《小女人》的提纲，没去医院，他把推门而入的护士当成了我，说妈妈来了……”(曹先生与李玉茹以“爸爸”、“妈妈”相称)。

    那天晚上他劝孪玉茹早点儿回去休息，晚上8点多钟他还坐在电视机前兴致盎然地看了《浦江叙事》，由护工小白为他一句句地在耳边传递。夜里3点50分，护士见先生出了许多汗，让他喝了4小杯水。再度量血压、体温，一切正常。喝完水后，先生安然睡去。不一会儿，大夫进来查房，发现先生呼吸急促，终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九十高龄的赵朴初先生是最早知道先生辞世消息的人之一，他立在先生床前默默不语，转身回到自己的病房中，写下一副长卷挽联：“艺海诲人曾见雷鸣四海，文章华国长如日出东方”。九十二岁的胡戚青老人也送来了亲笔写的挽联：“戏剧音容炳后世，终生浩气反帝封”。文艺界著名人士送来的挽联、鲜花已摆满了灵堂，每位前来吊唁的人都含着深情的泪水来向先生告别。

    李玉茹生怕先生的好友巴金先生知道这个消息会伤害身体，特地打电话告诉巴老的女儿李小林，让她隐瞒消息。李小林说，瞒是瞒不住的，老人天天要看电观、报纸，不如想个办法妥当地告诉他，于是，几位大夫跟巴老聊起了先生的病情。一切该铺垫的都铺垫到了，最后才告诉他曹禺走了。巴老悲痛得半天没做声，最后终于迸出一句话，“你们不是一直对我说他的身体很好吗！”随即给北京发了一个电传，上面写道：“家宝并没有走，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心中。”

    《曹禺戏剧集封面》

    将于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2001年12月13日成立，标志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筹办工作正式启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出席了成立大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发来了贺信。

    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是组织、管理、实施奥运会筹备和举办工作的专门机构。成员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的领导，我国国际奥委会委员和优秀运动员代表。其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国政府对举办奥运会的指示精神；在国际奥委会及其协调委员会的指导下，履行《奥林匹克宪章》和《主办城市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在北京市政府支持配合下，在中国奥委会的参与和监督下，独立、高效地开展奥运会各项筹备和举办工作。北京市市长刘淇担任组委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袁伟民任执行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受李岚清的委托在大会上讲话。他说，2008年北京举办的奥运会，是21世纪初期我国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最充分、最积极、最广泛的支持下，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一定能肩负起这一光荣使命，通过扎实、高效、一流的工作，使北京2008年奥运会成为奥运历史上最出色的一届奥运会。贾庆林表示欢迎广大群众、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积极参与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群策群力为办好这一民族盛事并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他要求组委会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同志，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高水平、高质量、高效率地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加强同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与国际体育、文化、企业界广泛合作和交流，使北京奥运会成为发展国际合作的新样板。

    北京市市长、组委会主席刘淇在讲话中表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江泽民主席和中国政府对举办奥运会的指示精神，以举办奥运会为动力，以“新北京、新奥运”为主题，突出“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贯彻勤俭办奥运的方针，加快首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步伐，让全国人民分享奥运会带来的机遇，为中国和世界体育留下独特的遗产。他说，组委会将始终不渝地坚持如下工作方针：把29届奥运会办成全民参与、全国受益的奥运会；贯彻勤俭办奥运的方针；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方针；采用国际化运作模式，开放办奥运的方针；严格监督管理，坚持公开、公正、透明办奥运的方针。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组委会执行主席袁伟民强调，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将与北京市一起，共同迎接举办一届出色奥运会将要面临的诸多挑战，虚心学习和借鉴奥运会举办城市在竞赛组织方面的经验，发现、培养和锻炼一批熟悉奥林匹克事务、谙熟体育竞赛工作的管理人才。袁伟民说，中国代表团在2008年奥运会上，力争参加全部大项和小项的比赛，努力实现传统项目保持优势，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取得突破，球类等集体项目成绩有明显提高的目标。他表示2008年奥运会，一定会让参赛的运动员满意；国际奥委会、各单项组织满意和各国及地区奥委会满意；国内外媒体满意；合作伙伴和赞助商满意；所有来宾满意，全国人民满意。

    刘淇代表组委会表示近期将扎实、高效地开展6项工作：一是广泛积极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二是做好奥运场馆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三是做好组委会队伍的组织和建设工作，广纳各方精英人才，并在内部形成积极有效的用人机制，保证人员素质；四是在国际奥委会指导下，制定市场开发战略规划；五是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和各单项组织就各项筹备工作的磋商，调整、完善北京奥运会竞赛规制；六是坚持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完善监督机构职能，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 

    2001年12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玫瑰园正式宣布，美国退出1972年与前苏联共同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此举将对大国战略关系、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以及国际安全造成深远影响。自年初上台以来，布什政府就不断强调，反导条约是冷战的遗产，美国要超越《反导条约》、谋求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合法化。为此，从5月以来，美国发动了导弹防御外交攻势，竭力说服俄罗斯同美国一起退出反导条约。尽管俄罗斯立场有所松动，并有意向与美国修改反导条约，但美国还是选择了退约的方式，其单边主义政策在退出反导条约问题上达到了新的高度。

    在过去的30年中，《反导条约》为保证世界战略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是国际军控和裁军协定的重要基础之一。在美国宣布退出反导条约之后，维护国际军控和裁军体系的稳定以及重建大国间的战略合作，防止世界再次陷入军备竞赛的噩梦，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2002年12月13日上午10时5分，“粤海铁一号”火车渡轮运载的两列钢轨列车安全驶上海口南港码头，这标志海南与内地不通火车的历史即将结束。

    为在2002年底实现粤海铁路正式开通，船桥港重载联合调试从12月11日起开始进行。首先在琼州海峡北岸的北港码头进行了重载列车的装船和卸船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3日上午，“粤海铁一号”火车渡轮装载着两列总重量超过700吨的钢轨专列和两台重达138吨的机车，经过44分钟的跨海航行，顺利抵达南港码头。据了解，此次联合调试，船、栈桥和所有港口设备各项指标全部符合预定标准。

    粤海铁路是我国第一条跨海铁路，是国家“九五”期间铁路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1998年8月30日开工，由铁道部、海南省、广东省合资修建，总投资45亿元。

10时46分，跨海火车首度登陆海南岛

9时11分，火车乘渡轮离开广东北港

10时20分，渡轮与海南南港栈桥对接

万余群众争观火车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