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叶欧洲各国君主反革命神圣同盟的霸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777年12月23日出生。他自幼在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宫廷里长大，深受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影响，养成虚伪、残忍的性格。他在位期间，为了挽救日趋灭亡的沙皇制度，一方面以刀剑向外宣场国威，另一方面又在国内以“自由”、“为大众谋福利”这一套笼络人心。他心地狠毒，可在表面上却态度温和，满口自由主义的词句。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称他是“俄国历史上的两面神”，在普希金的笔下，他是“一位懦弱而又狡猾的君主”。

    亚历山大是通过杀死自己的父亲登上皇位的。他的父亲保罗一世实行联法反英的政策，触动了俄国贵族的利益，一部分贵族和近卫军密谋逼保罗一世退位，并将计划告诉皇太子亚历山大，表示决心杀死保罗一世。亚历山大听后立即同意。保罗一世被杀死的，第二天，沙皇宫廷宣布是中风而死，亚历山大继位为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对内成立了一个“密友委员会”，或称“非正式委员会”，宣称要“制订一部好的法律，使其成为国家幸福的源泉。”该委员会于1801年12月12日颁布法令，给予商人、小市民和官屯移民以购买无人居住的土地的权利，由于遭到贵族的反对而失败。还进行了政府机构改革，成立陆军、海军、外交、内务等八个部，加强了中央的集权化。对外，先后二次组织反法联盟，充当盟主，打败了拿破仑，在此基础上，于1815年首倡建立俄、普、奥三国的“神圣同盟”，充当反革命同盟的霸主，镇压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以致君主纷纷在欧洲各国复辟，出现了欧洲历史上极为黑暗和反动的时期。

    亚历山大一世1825年11月9日病逝。   

    亚历山大是埃及最大海港，历史名城。地中海沿岸的避暑胜地，素称“地中海明珠”。位于尼罗河口以西，距首都开罗约200多公里。城市东西长30多公里，南北最窄处不足2公里。面对浩瀚的大海，背倚波光潋滟的迈尔尤特湖。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建立这座城市，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定为首都。亚历山大现在是埃及的交通和工业中心，被称为埃及第二首都。

俄罗斯国徽，振翅欲起的双头鹰掌握着金球与权杖

    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奏请试办轮船招商局。    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由于在中国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而困难重重：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应不上，技术落后、人材缺乏等等。这使洋务派意识到必须是“由富而强”，“寓强于富”。从70年代开始，洋务派“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事工业的同时，着手筹办交通运输、采矿、冶炼、纺织等民用工业。李鸿章为了挽回沿江沿海的航运业，抵制外轮的侵夺，委派沙船富商、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朱其绍兄弟在上海洋泾滨永安街设局招集商股，定名为“轮船招商公司”。

    这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成立时有轮船6艘，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开办后由于亏损严重，朱其昂被迫辞职。次年7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委派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1876年有轮船11艘，1877年又以222万两银子买进美商旗昌洋行的旧船16艘，及其码头、仓库等财产，招商局初具规模。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是民用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企业之一。

    招商局成立后，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与外轮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华的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轮船公司，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想挤垮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等措施，予以回击，使招商局转亏为盈。结果旗昌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三次(分别为1877、1883、1889)签订“齐价合同”：中外公司在各条航线上共同议定统一的价格，确定水脚收入和货源分配方案。这是一个双方妥协折中的方案。但从招商局讲，却具有打破外轮垄断中国航运业的积极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

《辞源》

    19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陆尔奎、方毅、傅云森等编撰的《辞源》正编。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大型综合性的词典。它以旧有的字书、韵书和类书为基础，吸取现代同书的特点，一方面从语词的角度，收集单字、复词、成语、熟语等，另一方面又从实用的角度，选辑常见的人名、地名、书名和各类知识性条目：汇为一编。全书收有单字1万余个，词目近10万条。

    年初时，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收有4.8万余个单字，超过了《康熙字典》收字4.7万余字的记录。全书按部首编排，用反切和直音注音，分子解释字义，引例注明篇名，并收籀、古、省、或、俗、讹诸体，一一辨明，较《康熙字典》更为详备。但仍侧重于古义的诠释，还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商务印书馆遂组织专家编撰出版《辞源》。立刻风靡全国，成为学术界、文化界争相购买的畅销巨著。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城市爱国工商业者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掀起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受到严重打击。据统计，本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18%；12月减少63.8%。日本在华商业地位由第一位降为第五位，在华厂商营业几乎停顿。(历史今天lsjt.org)

    2005年，中日贸易在中国贸易规模中所占比重，已经由1994年24%的高点降至13%，日本作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位次在下降。但从日本的角度看，又完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取代美国对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人同心一致，抵制日货，不买日货

抵制再次升温

    然而日本从来就不感谢中国，反而仇视我们，还搞了个《美日安保条约》把台湾，钓鱼岛纳入其中，所以我们不能让它做大，不能让它恢复，所以抵制日货，特别是高档奢侈品，同时选择其他国家的替代品能很好地削弱它的经济。让我们为削弱日本做一点贡献吧。

日军突入天心阁，中国军队紧急增援却敌

    1941年12月23日，第三次长沙战役开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为钳制中国军队策应香港英军作战，日军第十一军又调集 12万人的兵力，进攻新墙河北岸中国守军阵地。当日，日军第四十师团突破中国守军在新墙河北岸的前哨阵地，将主力推进到新墙河岸。24日晚，日军强渡新墙河。28日，日军强渡汩罗江，并在汩罗江南岸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按日军原订作战计划，日军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应收兵北撤，但日军司令官阿南惟玑却突然改变原订计划，下令部队继续南攻，占领长沙。

中国军队在长沙与日军巷战

指挥第九战区部队三次参加长沙会战的司令长官薛岳(中)

    1948年12月23日凌晨，在日本东京的刑场上，绞刑架上挂着6具尸体，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6名甲级战犯。其中有一名叫东条英机，他是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巨头，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之一，是屠杀中国人民的最凶恶的刽子手。

    东条英机于1884年12月30日，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东条英教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在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担任大本营参谋，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立过“汗马功劳”。东条英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自幼就受到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东条英机16岁时，就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系统地接受军事训练。之后又在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毕业，这时他只有21岁，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并侵入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战后被提升为中尉，并进入陆军大学学习。他效忠天皇，为事专断，武士道精神十足，有“剃刀东条”之称。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全面的侵略战争，作为日本侵华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指挥侵略军先后占领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到处烧杀奸掠，数以千计的村庄被焚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民被杀害。东条英机在中国的暴行，使他更为日本军阀所赏识，1938年12月被提升为陆军航空总监，统辖日本陆军航空部队。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扩大，东条英机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41年近卫内阁倒台，东条英机当上了首相。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和远东战争，他在内阁特设“大东亚省”，进行所谓“大东亚圣战”，疯狂地向外侵略，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个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终于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1949年12月2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明确了新中国教育的总方针是：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会议指出当前全国教育工作的具体工作方针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稳步前进的方针。改革旧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人民政权所取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旧中国的文教事业基本上为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阶级所把持，成为它们宣扬反对思想，培养势力的工具。旧的学校中教育内容、学制、系科设置、教学方法等等均不合适新时代的要求。为使教育事业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贯彻理论与实际相一致，为人民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党和人民政府对旧有的文教事业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项。在文化事业方面：(一)明确提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方针；并号召戏曲界“改戏、改人、改制”。(二)确定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三)对医药卫生工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项原则。在教育事业方面：(一)改革旧的学制。(二)大力发展工农教育。(三)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四)全面调整高等院校系科设置。(五)改革学校课程和教学内容。(六)在高等院校中试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上改革到1952年底基本完成，文教事业面貌一新。文教事业面貌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全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对于推动其他各项工作的进行起了良好作用。   

    1953年12月23日，行刑队将苏联前副总理拉夫连季-贝利亚和他的6名助手枪决。贝利亚是第二把手和苏联前任秘密警察头子。本年6月，他被指控与其他被告一起密谋推翻共产党，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

    苏联官方宣布，贝利亚承认对他的叛党指控，并收到枪决--这一最严厉的刑罚的判决书。审判是秘密进行的，共持续了6天。苏联新闻界直到7个叛徒被枪决后才向公众发表消息。

    据说，贝利亚在1919年领导了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活动。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后，他“继续发展与外国情报机构秘密联系的犯罪活动”。

杨迁宝

    1982年12月23日，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教授在南京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上，有两位南北齐名的著名建筑学家，他们被人们称为“南杨北梁”。其中的“北梁”是指梁思成，“南杨”则是指从南阳走出去的建筑学家杨廷宝。

    杨廷宝(1901—1982)，字仁辉，1901年10月2日出生于河南南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2年秋，11岁的杨廷宝考入当时河南省会开封的河南留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的前身）。杨廷宝在这里受到了该校校长、教育家林伯襄先生的器重和教导。3年苦读，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在1915年以河南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1921年秋，杨廷宝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一如既往，锐意进取，仅用两年半时间，学完4年的课程，并以其精湛的设计作品，参加美国建筑设计方案评奖活动，一举夺得美国城市学术协会设计赛一等奖和艾默生设计一等奖，轰动了美国。这两件作品后来被收录于美国《建筑设计原理》一书，一度成为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建筑学通用教材，“廷宝·杨”的名字也传遍了整个建筑学界。为此，他的老师、美国著名建筑家保尔·克满高薪聘用他在美国工作，后来，他对我国古典建筑和民间建筑又有很深的研究。。面对高薪，杨廷宝以“儿不嫌娘丑，民不嫌国贫”的爱国情愫，以“父母在，不远游”为词婉言谢绝老师的重金聘请，毅然决然地于1927年回到祖国。

     三十年代，他参加了北京天坛祈年殿，紫光阁，西直门城楼等古建筑的修复工作，在南京设计了运动场、医院、图书馆、火车站等大型公共建筑。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首都北京的建设。和平宾馆、王府井百货大楼是解放初期他设计的两项大工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北京图书馆新馆等重要建筑的设计会战中，杨廷宝都作出了很多贡献。北京火车站、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机场候机楼等许多工程的设计，他都进行了具体指导，有的就是他主持的。

    杨廷宝教授长期担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他在国内外建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生前为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并曾连任两届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杨廷宝的卓越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他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9年还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

    轻巧的“旅行者号”装有容量为1500加仑汽油的飞行燃料槽

    1986年12月23日，仅用一次性装油的实验飞机“旅行者”号完成了历史性的环球飞行之后，安全降落在加利福尼亚。这次25012英里的旅行用9天零3分44秒，创造了中途不加燃料长途飞行和机上两名乘员耐力的纪录。

    飞行员理查德-G-鲁坦把飞机飞到了爱德华空军基地。他用“最近一次重要的大气层飞行”来形容这次功绩。他补充说：“我们以公民的私人身份进行这次飞行。(历史今天lsjt.org)这很能说明美国的自由。”

    他的副驾驶员杰阿娜·叶戈说：“我实际上绝没有觉得害怕。”但她在升入高空时皮肤出现几处青紫作了外科处理。在降落前7小时，出现最危险的情况。当时后部发动机停止了工作，但是前部发动机发动了，于是化险为夷。“旅行者”号载了5倍于自身重量的燃料。人们期待这次飞行将导致更多的高效燃料的飞行。

    1991年12月23日，倪培璐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开设的惠康超级市场购物。购物后离开该市场时，被市场工作人员追出拦住，将其带到办公室盘查质问。最后倪培璐被迫摘下帽子、解开衣服、打开手袋，由惠康超级市场工作人员检查。该场工作人员检查未发现异常后才向倪培璐道歉并放行。

    1992年6月3日，倪培璐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地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1992年11月18日，经法庭调解，原告倪培璐和被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一致同意，由被告给付原告两人补偿费2000元。

    本案不仅首开消费者维护人格尊严之先河，并直接影响到1993年10月3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条文的订立。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公布实施。这项司法解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精神赔偿的范围、标准，以及什么人可以提起诉讼请求。

朝阳法院原副院长

    199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华裔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最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1996年“风云人物”。

    何大一是纽约阿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他发明出一种治疗艾滋病病毒的“鸡尾酒式”疗法，即让病毒早期携带者服用由多种抗病毒药物配制而成的混合药品，并取得了显著疗效。    1996年最后一期《时代》周刊称赞“何大一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为创造历史做出了贡献”。他的功绩在于将艾滋病研究的重心由后期治疗转向前期治疗。他的这一“突破”性进展将有可能为人类最终治愈艾滋病而铺平道路。艾滋病已成为一种世界瘟疫。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已高达2260万人。

    何大一出生在中国台湾省，12岁时移居美国。他从8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艾滋病。    

    1998年12月23日，比利时最高法院结束了对“阿古斯塔和达索贿赂案”的审理，以腐败罪（受贿）的罪名判处主犯、前北约秘书长克拉斯有期徒刑3年（缓期执行），剥夺政治权利5年。涉嫌此案的法国达索公司总裁达索、前比利时国防大臣戈姆等人也分别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阿古斯塔”、“达索”分别是意大利和法国两家军火公司的名字。这两家公司在80年代末为获得比利时的军火订单，曾向当时执政的比利时法语社会党和荷语社会党提供了政治捐款，以金钱换取了合同。比利时媒体称此为比利时历史上最大的一桩政治腐败丑闻，因其延续10年之久而被称为“世纪之案”。

    这一案件的经历颇为曲折复杂。1991年7月18日，比利时著名政治家、法语社会党创始人库尔在列日市遭枪击身亡。库尔是在走出他情妇的家门时，被人用手枪在近距离射杀的。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不久，列日市女法官安希接手此案。她发现库尔之死很可能是政治谋杀。在她查阅的法语社会党的财务档案中，有数笔款项与阿古斯塔公司和达索公司有关。安希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两桩“金钱换合同”的交易。
    尽管库尔被害案至今未破，但由此案牵连出的社会党接受贿赂一事却被司法部门穷追不舍。

    1988年12月8日，比利时政府与阿古斯塔公司签约，购买了46架Ａ—106军用直升机，价值120亿比利时法郎（约合3．2亿美元）。1989年6月比利时政府又与达索公司签约，由该公司为比空军Ｆ—16型战斗机装备新的电子设备。这两家公司为获得订单很可能给法语和荷语社会党送了“红包”，数额估计在200万美元左右。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高官纷纷被揭露出来。国防大臣戈姆，法语社会党主席布斯坎，荷语社会党主席、外交大臣范登布鲁克等相继被迫辞职。1995年3月7日，此案的知情人、比利时前空军参谋长勒费尔中将突然在一家旅馆死去。后经警方确认，勒费尔系自杀。这件事促使司法部门加快调查，并迅速将目标对准了此案的核心人物、合同的签字人克拉斯。

    克拉斯从1988年5月开始先后在两届比利时内阁中担任副首相兼经济大臣和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曾经手过这两笔军火合同。克拉斯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当时任北约秘书长。克拉斯曾再三声明对此事完全不知。1995年2月，法语社会党前司库芒热被捕，承认了社会党确实受贿，并供出他曾在1989年1月19日将此事告诉过克拉斯、范登布鲁克等社会党领导人。事已至此，范登布鲁克不得不承认确有此事，而克拉斯却改口说“记不清了”。随后，警方又逮捕了克拉斯的前办公室主任德朗格。

    1995年4月7日，比利时众议院通过决议，允许最高法院传讯克拉斯、戈姆和荷语社会党前主席托巴克等人。9月中旬，最高法院向议会递交了调查报告，要求将克拉斯交由法院审查。议会在听取了克拉斯的申辩后进行了表决，以97票赞同、52票反对和1票弃权，批准了法院的要求，决定以涉嫌受贿和伪证罪将克拉斯送交最高法院审判。克拉斯随即宣布辞去北约秘书长一职。随后，比利时最高法院在持续调查、取证近3年后，于1998年9月2日开庭审理此案。

    哗变士兵开着军车在街头横冲直撞 

    1999年12月23日中午，科特迪瓦经济首都阿比让发生了军人持枪抢劫大型商业中心的事件。下午3时左右，军人占领了国家电视台和电台。据说，他们是前驻中非维和部队的士兵，因政府拖欠军饷而发生哗变。但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警察和宪兵都说，他们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不干预，不与哗变军人发生冲突。这使人们想到，科前总统博瓦尼处理一次兵变的手法就是欲擒故纵，等士兵们闹够了、闹累了，然后再满足他们的要求，事态也就平息了。

    12月24日上午，贝迪埃总统赶回阿比让与哗变军人进行谈判。哗变军人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反对党领导人，总统予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随后，军人占领了阿比让国际机场，打开阿比让监狱释放了所有反对党领导人和政治犯，同时，监狱里的6500多名囚犯也乘机逃出。到了中午，曾被贝迪埃总统免职的科特迪瓦前三军参谋长盖依将军出现在电视画面上，他说了简单的3句话：贝迪埃已不再是总统；解散政府、议会、宪法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不久将成立一个“共和国公共救国委员会”。

    12月25日上午，盖依宣布成立由1 0名军官组成的“共和国公共救国委员会”，并表示要恢复民主秩序。下午，电视台播放了原执政党和各军种主要领导人支持政府的讲话的镜头，特别是原执政党的2号人物也开始向支持政变军人的方向转变。鉴于阿比让的动荡局势，法国政府宣布，将从加蓬首都利伯维尔增派4 0多名军人到阿比让，并调遣300名军人到达喀尔待命，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保护法国侨民的安全。盖依将军也发布命令，要求在第二天的宵禁中对抢劫者格杀勿论，果然，当晚的局势平静多了。

    12月26日下午1时左右，一架直升机从法国驻科特迪瓦第43步兵营起飞，将被革职的科特迪瓦总统贝迪埃及其家人带到了多哥首都洛美。与贝迪埃一起躲进法国军营的政府总理敦坎、国防部长恩加塔和安全部长科内3人也于当晚到达洛美与贝迪埃会合。27日，贝迪埃离开洛美前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至此，科特迪瓦军事政变告一段落。

    12月27日，盖依将军宣布，“共和国公共救国委员会”将组成一个新内阁。军方的这一系列举动再加上贝迪埃的离去，使盖依将军新强人的地位得以加强。

被解职的总统贝迪埃

哗变士兵没收街上豪华的私家轿车

特科迪瓦共和国简况

    2002年12月23日下午，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在北京市顺义区“北京现代”厂房正式下线，几代北京汽车工业人的轿车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出席了庆典。

    作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批准的第一个汽车生产领域的合资项目，由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与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共同出资创立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于2002年10月18日正式挂牌。11月18日，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生产正式启动。12月10日，北京现代销售点正式接受预定。据介绍，年内，“北京现代”生产的索纳塔轿车产量预计达到2000辆。2003年，“北京现代”计划产销轿车5万辆，2005年将形成30万辆的规模。

    记者在庆典现场看到，已经完工的总装线、涂装线及索纳塔主要部件生产装配线已经在宽敞明亮的厂房中运行。据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介绍，经过工厂改造和建设，厂区生产部分面积已达到9万平方米，设备吨位达到1.1万吨，除总装线外其他工艺自动化率达到80％，并将完成投资24亿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刘淇，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以及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会长郑梦九等参加了庆典仪式。   

第一辆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23日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