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l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土,1567年入阁。后为内阁首辅。神宗朱翊钧即位时年幼,国事皆由他主持,达10年之久。1578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1582年7月9日(明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逝世。著有《张文忠公全集》。
当大家坐在隆隆飞驰的火车上时,很多人可能以为它的发明者肯定是一位经过多年深造的大科学家。其实,被称为“火车之父”的史蒂芬逊是一位穷矿工,而且他到17岁时还是一位文盲。
1781年7月9日,乔治·史蒂芬逊出生在英国诺森伯兰的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困,他8岁时就开始帮人放牛。14岁那年,父亲把他带到自己的矿上去做工,他当上了一名蒸汽机司炉的助手。一天的劳累,常常使他腰酸腿痛,因而在他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革新机械为工友们造福的愿望。不管工作多么疲劳,业余时间他从不肯休息,总是守在机器旁边,认真观察,仔细琢磨。可是他一天书也没念过,连机器上的标记符号和说明也看不懂。为了弥补自己在文化科学知识上的欠缺,史蒂芬逊在17岁时开始进夜校读书。由于他学习刻苦,没过多久就能自学各种科技书籍了。
有一天,矿上的一台机器突然坏了,几位机械师修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到原因。这时史蒂芬逊来了,他绕着机器转了几圈,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试试看。”他把所有的部件都拆了下来,一件一件的进行认真检查,修理好出毛病的地方,很快照原样组装上,机器果然修好了,在场的人们发出一片赞许声。因此,史蒂芬逊被破例提拔为矿上第一个工匠出身的工程师。
史蒂芬逊当了工程师后,并没有停留在已取得的成绩上,他决心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用于交通运输。他在前人创造的机车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多次试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一台能够实用的蒸汽机车。这台机车能牵引30吨,还解决了火车经常脱轨的问题。但是这台机车的缺点很多,不仅走的慢,震动厉害,噪声大,而且烟筒里冒出了很高的火苗。史蒂芬逊继续进行试验、改进。又经过11年的艰苦研究,世界上第一台客货运蒸汽机车“旅行号”终于诞生了。
1825年9月27日清晨,试车表演在世界上第一条铁路——英国的达林敦铁路上举行。史蒂芬逊亲自驾驶“旅行号”。机车牵引着12节装着煤、面粉的车厢和20节满载乘客的车厢从伊库拉因开出,安全到达达林敦车站。当时车上的乘客有450人,列车载重共90吨,机车最高时速达到20至24公里。“旅行号”的试车成功,开辟了陆上运输的新纪元。
1829年,史蒂芬逊又研制成功了“火箭号”新机车,并亲自驾驶参加赛车。结果,“火箭号”以最高时速46公里,没有发生任何故障而获得优胜。从此,火车就正式被使用于交通运输事业。
阿根廷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南部。面积277.7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242.5万,其中白人占97%,多同意大利和西班牙血统,印第安人与其他人种占3%。
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印第安人讲瓜拉尼语和凯楚阿语。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16世纪前这里居住着印第安人。16世纪中叶阿根廷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816年7月9日宣告独立,成立阿根廷共和国。5月25日为国庆日。
戈尔季是一位杰出的神经解剖学家、神经组织学家和病理学家。他创立了著名的铬酸盐——硝酸银方法,为研究中枢神经系统开辟了广阔和道路。现代生物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神经元学说,是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的。他在1906年与卡哈共同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金,是当时意大利享有世界声誉的医学科学家。
1843年7月9日,戈尔季出生于意大利勃莱西亚省的柯泰纳。父亲是个开业医生,后来定居在靠近派维亚城的一个乡村。1865年,戈尔季从派维亚大学毕业。在医学院就学的后期,他就到伦巴罗沙教授的精神病院参加临床治疗。当时对神经系统有一种悲观论调:“模糊的结构,模糊的病症,更模糊的机能。”对神经系统的科学缺乏信心。但是,戈尔季受伦巴罗沙的影响,知难而进,决心研究神经系统的显微解剖,以了解生理机能,以此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872年,戈尔季为生活所迫,到一家专治疑难病症的小医院任住院医生。即使这样,他还是在自家厨房里建立起实验室,凭一架显微镜和一些简单工具,每天晚上在烛光下,专心研究他划时代的神经组织染色法(即铬酸盐——硝酸银方法)。这方法后来被认为是神经系统显微结构概念的一次革命,也是研究神经组织的一个理想方法。戈尔季掌握了染色方法以后,用它来研究脑和脊髓的结构,取得多方面的成就。1885—1886年,他的巨著《中枢神经系统的细微解剖》发表了。这是一部不朽之作,发表后立即引起重视,不只在法国再版,并被译成德文和英文。
戈尔季不仅是位科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热心的医生。凡是病人前来求治,他都尽其所能,有求必应。一次,他自己的儿子病了,他却全力以赴地为重病号治病,他的夫人见到这种情况,几乎和他吵起来。事后他解释说:“儿子的病痛是任何医生都治得了的,用不着我。何况别的医生知道病人是戈尔季的儿子,怎会不格外细心呢?”他的医德,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好评。 1926年1月21日,戈尔季病逝。
1910年7月9日,埃及北部有重大考古发现。这一发现为当年提图斯率领韦斯巴先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提供了史实记载。
这次发现的木板上刻有50行拉丁文,是退伍证明,其大意是证明在罗马军队里服役多年的一个名叫瓦累留斯的人退伍。这篇文字是由罗马皇帝图密善于公元93年起草,又于94年7月2日抄于板上。它是这方面的第一份可靠文物,记载了实际参加攻打犹太人毁灭耶路撒冷战役的一名战士的情况,因而证实了约瑟夫斯和古代历史学家的说法
1919年7月9日上午,曹锟在天津举行誓师典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所部名为讨逆军,设大本营于天津,司令部于高碑店。吴佩孕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为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
7月12日,吴佩孚、曹瑛、王承斌、赵玉珂、潘矩楹、阎相文、萧耀南等率全体将士发出通电,措辞强硬地说:“段氏祺瑞,秉性凶残,专擅恣睢,阴贼险狠。......援引小徐(徐树铮),朋比为奸,购械吞款,庇恶乱法。视总统为赘旒,视国疆为敝屣、视民意为刍狗,视约法为弁髦。以国军为一已之爪牙,以疆吏为一家之私产,以他人之从违为黜陟,以一已之喜怒为祸福。尤可恨者,专横暴戾,性与人殊。用徐卖国筹边,则曰为国进贤;引贼扰乱内蒙,则曰为国启土。森林路矿,则抵押净尽;民膏国帑,则斫丧无余。利用参战以供内争,对外则宣而不战,对内则战而不宣。”“为俯顺舆情计,为保存国民人格计,为培养国家命脉计,不得不整饬戎行,诉诸武力,歼厥渠魁,取彼凶残,攘除奸凶,以纾国难。”
7月13日,吴佩孚又发表出师讨贼通电称:“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国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
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7年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代理人北洋军阀。
“五卅”运动掀起的反帝大风暴席卷全国,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全国工农革命的高涨,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条件。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有8个军,约10万人,总司令是蒋介石。7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14日国民党发表《北伐出师宣言》,两党一致号召全国人民支持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
北伐的主要对象是三支军阀部队: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这三支反革命力量联合了起来。
广东革命政府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和敌人内部矛盾情况,确定北伐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最后消灭张作霖。吴佩孚虽是当时最凶恶的敌人,但在北洋军阀中,确是比较弱的一环,由于受到冯玉祥军队的牵制,已经处在南北受敌的状态之中,湖南内部敌人正在发生分化。况且,两湖地区工农革命力量极为雄厚,因此,把吴佩孚确定为北伐的第一个打击对象十分正确。
北伐军分三路进军,在三个战场进行作战。两湖战场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场。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已开赴湖南前线,为北伐进军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战场上,北伐军以第4、7、8军担任正面主攻,分别占领了长沙、平江、岳阳,至此,北伐军结束了湖南境内的战斗。平江、岳阳失守后,吴佩孚亲自率部队与北伐军在湖北境内的汀泗桥、贺胜桥进行决战,经过激烈战斗,北伐军占领了这两个地方。10月10日,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城而入,北伐军攻下武昌,吴佩孚部基本被歼。北伐军消灭吴佩孚后,又在江西战场打败了孙传芳。
国民革命军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所向披靡,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北伐军也由10万人增加到25万人。
北伐战争是一场讨伐北洋军阀的正义战争,它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巨大的胜利,是因为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极大地鼓舞了国民革命军的士气。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鄂西苏区除洪湖红六军(军长孙德清,后旷继勋、段德昌)之外,还有鄂西长阳县的红六军。长阳红六军是一支以土家族优秀儿女为主体的正规红军武装,也是中国红军史上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 1929年7月9日,长阳县委在西湾召开工农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李勋任军长、陈寿山任副军长,李子俊任参谋长,陈泽南任军法处长,李步云任政治处长,陈兴垣任军需处长。组成了由中共党员罗正品为书记,李勋、陈寿山、陈泽南、李子俊等为委员的中共红军第六军前委会。这支少数民族红军约1000人,400余支枪,编为1个师,下辖3个团。为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巩固鄂西苏区做出了贡献。
1932年7月9日,欧洲,特别是法国,这天向德国伸出了橄榄枝。在瑞士的洛桑经过3周的谈判之后决定:德国停止支付赔款。
最后一个障碍是昨天深夜跨越过去的,欧洲协约国同意不在条约中指责或批评德国,把结论留待历史去作。法国直到会议结束才同意德国停止支付赔款。可是法国总理赫里欧在谈到最后协议时却滔滔不绝,话说得比谁都好听。“在感情上我们采取克制的态度”,他说,“我们坚持理智,反对暴力,我们发出了又一个善意的信息。”德国总理冯·巴本同样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但是他诉说的却是德国的苦难。

杜重远像 1935年7月9日,《新生》周刊总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设在上海)以“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7月9日,在审判时法官开庭只问了几句,即退入内室集议宣判;而日本驻沪总领事特派员竟蛮横地渗入内室监视法官集议。在日方压力下,法院当庭宣判杜重远犯“散布文字共同诽谤罪”。杜重远愤怒地疾呼:“法律被日本人征服了!我不相信中国还有什么法律!。”消息传出,舆论界纷纷指责日方小题大做,香港、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华侨报纸也纷纷表示抗议。律师吴凯声借助国内外的有利声势,与法庭反复争辩,使杜重远终于取得交保就医的待遇。

被当局封禁的《新生》杂志
在蒋介石直接策划下,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书记长。中央团部下社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等组织,并借社会服务之名,建有青年服务队等外围组织。
该团专事破坏民主青年团结,破坏学生运动等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军统特务康泽和蒋经国曾相继掌握其领导权。1947年9月,经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该团并入国民党,规定三青团员一律登记为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青年部。
汉克斯(上)和弟弟吉姆
美国著名电影演员汤姆·汉克斯是当代美国电影中最受欢迎的影星之一。他是近60年中第一位两次摘取奥斯卡影帝桂冠的演员,他第一次得奖是因为在影片《费城故事》中成功扮演了一位身染爱滋病的律师安德。在《阿甘正传》中以出神入化的演技演活了那位“可爱”的阿甘,汉克斯因这两部影片还夺得了两次金球奖桂冠。
汤姆·汉克斯,1956年7月9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童年是随离异了的做“流浪厨师”的父亲一起四处奔波并努力适应转换学校、宗教和继母等各种困难,最终定居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汉克斯的表演生涯是从高中的戏剧表演开始,大学结业后他开始全身心的投入表演事业。
1978年汉克斯在纽约得到一份工作,并和女演员兼制片人Samantha Lewes结婚,但这段婚姻没有维持住。汉克斯首次亮相是在低成本影片“He Knows You"re Alone”(1979)(他知你的孤独)中。然后他搬到洛杉矶并领衔主演了电视剧“Bosom Buddies”,汉克斯还参加了其他的一些电视剧的演出,比如“Taxi”“Family Ties”当然包括“Mazes and Monsters”。 汉克斯的成名是在迪斯尼的“Splash”一片中和DarrylHannah演对手戏,但直到领衔主演“Big” (1988)他出演一名身体变成大男人的小男孩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角色并获成功后,才结束了他以前一连串不成功主演。
1990年他在电影“Bonfire of the Vanities”造成轰动,观众也原谅了汉克斯表演中的不足。
1992年是汉克斯再次闪耀的一年。他在“A League of Their Own”中塑造了一个外表冷漠,但内心火热的教练。他领衔主演的“Sleepless in Seattle”(1993)(西亚图夜未眠)再次引起轰动。虽然是一位喜剧演员,但汉克斯“Philadelphia”(1993)(费城故事)中演出一为被艾滋病折磨歧视的同性恋律师征服了评论界和广大的观众,并获得这一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张寿臣,又名张豫华。1899年1月29日生。北京市人。相声演员。
他15岁时拜焦德海为师,后为李德锡捧哏期间常向他请教。曾改编对口相声《揣骨相》、《夸讲究》等,擅演单口相声《化蜡钎》、《三近视》、《小神仙》。30岁以后已自成一家,有幽默大师之称。新中国成立后,曾当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天津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天津市曲协副主席。1970年7月9日逝世。辑有《张寿臣单口相声选集》。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毛泽东与基辛格博士交谈
建国以后,中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鉴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主张同中国改善关系。
1970年10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求即将访问北京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中国政府,美国准备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随后出现公开发表斯诺站在天安门检阅的毛泽东身旁的照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等事件。
1971年4月27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正式送交美国一份照会。照会说:“中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本人,以便直接进行会晤和讨论。”第二天,尼克松交给基辛格以中国秘密访问的任务。
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会谈时,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周恩来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涉;美国还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1)承认台湾属于中国。(2)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3)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7月16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基辛格访华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
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博士
1970年10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 斯诺,向他表达了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意愿。图为10月1日毛泽东与斯诺(左1)在天安门城楼上。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于1998年7月9日召开了在京大型企业领导同志参加的工委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吴邦国同志到会作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委,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强国有大型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制度的重大决策。
吴邦国指出,企业工委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主要职责是:负责管理国务院监管的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职务,以促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精神在大型国有企业的贯彻落实;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研究探索改革和加强大型国有企业党的领导班子建设;完成中央交办的其它有关工作。企业工委职责任务的确定,总结了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经验,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改进了党管干部的方法。企业工委一定要切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职责,认真做好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中党的领导职务的管理工作。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干部管理权限与程序办事,认真贯彻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标准。要把稽察特派员制度与企业领导职务任免工作结合起来,将稽察结果作为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要把企业党的领导班子建设与行政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全面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吴邦国在谈到建立稽察特派员制度时指出,当前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总的是好的,但监督机制不完善。建立这项制度是实现政企分开的重大举措,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是对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稽察特派员制度是符合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制度创新。
稽察特派员的职责是以财务监督为核心,通过查账对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情况、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主要领导成员的经营业绩等进行监督,对侵犯国有资产所有者权益的行为进行监督。建立这项制度,从根本上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开展工作,为企业服务,不参与、不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我们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打消由于对这项新制度不了解带来的顾虑。
吴邦国强调,企业工委要严格自律,加强自身建设,切实贯彻企业工委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关于加强自身思想作风建设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他提出四点要求: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做好工委工作,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制度。三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组织原则,健全工作制度,对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坚持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四是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做到公道正派,廉洁自律,团结协作,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规定。
吴邦国最后强调,党中央对企业工委寄予深切期望。我们要明确肩负的责任,按照江泽民总书记、朱(钅容)基总理的指示,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兢兢业业,努力工作,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会议由工委副书记宋德福主持。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以及在京部分大型企业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一家外国电台采访时公然表示,台湾当局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某些台湾当局有关方面负责人也表示,两岸关系已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走到“两个国家”,两岸会谈就是“国与国会谈”等等。7月11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李登辉公然将两岸关系歪曲为“国与国的关系”,再一次暴露了他一贯蓄意分裂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妄图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政治本质,与“台独”分裂势力的主张沆瀣一气,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李登辉自己的言行证明了他一再表示的“不会也没有必要采行‘台独’路线”、没有放弃追求未来统一的目标,完全是对台湾同胞、国际舆论的欺骗。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分割。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中国拥有对台湾的主权也没有改变。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动。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拒绝统一,蓄意分裂,为两岸关系发展制造障碍,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逆潮流而动,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严正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行动,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与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全面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