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执行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地方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很难成为调控的中立第三方。土地增值税是旧话重提，2007年1月16日，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发布《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从次月起正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30%～60%不等的土地增值税。当时市场普遍预期房地产价格将下挫，房地产开发商将大洗牌，但直到现在，土地增值税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恫吓工具，对于价格没有多大影响。
对房地产调控更致命的威胁是灰色收入。有房产研究机构指出，我国25%的购房直接由现金支付，4月新政后北京有60%的二手房交易由现金支付。如果按照王小鲁提出的5.4万亿灰色收入计，可以撬动的杠杆在十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而大部分国有单位与政府机构拥有福利性质的住房，冠之以商品房之名。特权阶层与灰色收入的存在，对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改革非常不利，既挑战了政策的效用，更让房产税等调控政策等同于利益群体艰难的自我革命。
从国际环境看，房地产调控面临丧失信心的货币体系的挑战。由于全球主要央行定量宽松滥发货币，日本等央行将利率下调到零，实际利率为负，我国广义货币的发行量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品价格上升的罪魁。目前全球正在经历货币信用的崩溃，直接导致资产品价格的上涨，尤其是全球资金横扫过境的韩国、新加坡、越南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
中国的房地产新政必须重塑信用，使公众相信此次调控将是根植于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活内部的制度性改革，是中国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努力，是与既得利益阶层的长期较量。政府既有挑战既得利益阶层的智慧和勇气，也有维护货币信用的决心。拥有上述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抑制政策的投机和货币的疯狂，使房地产新政收长远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