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
货币财政政策还有足够多的手段，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
“中国的建筑业解决了大约5000万人的就业，带动了50多个行业发展。包含建筑业的广义房地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过去是，将来相当长时间也应当是。这一点毋庸置疑”，郭树清说，“住房问题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因此应当坚持和完善房地产市场调控。”
郭树清认为，从总量方面来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仍有足够多的工具和足够大的空间。特别是货币政策可以有许多组合，而且也可以刚柔相济，温和操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中独立的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例如，近期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瑞典、以色列等等，不论规模大小，发展水平如何，都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确定政策走向，而不是简单跟随欧美日等超大经济体。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仍有很大影响，但是货币政策的作用已经非常明显。郭树清坦言：“当时居民和企业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大大超出许多经济界人士包括我自己的意料”。
当前房地产价格总水平也受到结构问题的巨大影响，郭树清指出，京沪穗深等少数城市的房价暴涨在全国房价上涨中权重极大。
——从城市结构看，由于经济不平衡，加之规划布局不合理，大企业大机构以及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沿海特大城市，导致二线、三线城市生活就业条件差别很大。
——从住房结构看，保障房建设的相对滞后，使绝大部分中低收入人群的购房需求“挤”到商品房市场上。
——从市场结构看，租房市场很不发达，使购房需求大为增加。
——从人口结构看，“80后”已成为买房的主力军之一，他们中的不少小家庭依靠双方父母资助，客观上也放大了需求。
“因此，除了总量政策之外，各级政府部门确实需要采取系统有力的举措，来改善住房市场的供求结构，比如通过区域规划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来适度分散公共资源，有意识地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向中西部扩展，加快保障房体系建设，以优惠政策培育租房市场，引导树立正确的住房消费观念，等等”，郭树清说。
他表示，征收房产税非常必要，事实上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就已提出物业税，其重要意义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对工业的过度依赖，因此这项税制改革启动越早越好。但是由于相对于房价税率很低，对于房产税抑制房价的作用难以期望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