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7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公布，该通知提出：“《贷款通则》，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然而，对于民间融资究竟如何“健康发展”，并没有清晰的细则。

　　同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对“非法集资”作出较为明确的界定，并说明了不属于非法集资范围的一些集资活动，《人民法院报》对此的评论是：（该意见）无疑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小企业在“缝隙市场”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

　　最近对民间金融特别是民间借贷的讨论甚多，源于浙江“吴英案”，但所有的法律条文和地方法规似乎都无利于吴英本人，唯有学术界和舆论普遍对她有同情。转型时期，我们更需要对制度本身进行深入剖析，如此，方能对个案认识更加理性。

　　毋庸置疑，对于依然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融资而言，有“阳光”才能健康发展。那么，这样的“阳光”从何而来？

       以下是山西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劲民，北京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王曙光，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朱敏，浙江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理事长应宜逊，在“中国经济时报圆桌论坛”中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谈话内容及观点。

      应宜逊： 我国民间融资之所以有“黑色”、“灰色”嫌疑，主要是有关法律缺位造成的。老百姓之间相互借钱，收取利息，作为私有产权的处置，没有涉及法律问题，之所以被看作“不合法”，正是因为法律缺位。迄今为止，我国民间金融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合同法》。民间融资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资金的供需双方通过订立借款合同完成交易。我国有两个司法解释涉及民间借贷，第一个是企业的借贷，企业从民间的借款按照民间借贷处理；还有一个是关于借款利率，如果借款的利率超过同期普通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就不受法律保护。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高利贷”。其实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率都是市场化的，不存在“高利贷”一说。“高利贷”也属于一种金融服务，应由市场进行认定和选择。

   　王曙光：民间融资的合法性得不到承认，恐怕和我们的文化有关系。长期以来，在我们的金融体系中，都没有给民间融资以正当性，我们长期的计划经济排斥所有体制外的金融运行形式。改革开放初期，贩运东西都是非法的，实际上这些人做的事情很好，就是物流，就是销售。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就是扰乱经济秩序。在金融领域也一样，认为体制内机构的资金是安全的，在体制外的资金是不安全的，甚至我们的监管层也在道德上给它一个评判，说它是坏的。在制度根源上，民间融资和制度内融资形成一种对峙，这种对峙实际上是竞争的结果，其实谁更高尚，还真说不准。

      朱敏：经济发达水平与民间融资的活跃程度存在正相关性，说明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是一种共存和互补的关系，民间融资是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重要的一点，是应将民间融资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使民间融资合理化、合法化，尽快使其由“地下”走到“地上”来。国家有关部门应制定出台规范民间融资的法律法规，明确其借贷利率、额度，按规定到管理机关登记、向税务部门纳税，通过法律、行政、经济手段规范民间融资市场，将民间融资活动纳入国家正规金融监管的范围。在放开民间融资的同时，应加强监管，坚决打击非法圈钱活动。

      李劲明：金融业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分类分层，就是大企业、大项目交给大银行，中小企业交给中小银行，微小企业、私营户等交给村镇银行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这样有助于各类地区、产业、人群的金融需求都能得到有效满足。大中小银行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不是零和，而是多赢和互补的，由于农村金融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应该有多样化的供给。民间信贷业的发展方向是，动员民间资金介入，为农户、个体工商户、微小型企业解决一些小额信贷。从全局看，由于信贷量少、额度小，只能作为金融市场的补充，但在局部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它的作用是非常现实重要、甚至是无法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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