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票号发生、发展、衰退的两个世纪间，随着工商业与国内、国际贸易的发展，汇票、银票、纸币等金融工具大量创立，货币形态已经发展到代用货币或准信用货币时代，并愈来愈成为一种量化的计量符号和价值符号，成为需要以国家与银行信用为基础、以法律为保障的信用货币。

           银行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影响着一个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命脉，所以，政府对票号等银行机构的法制监管日益成为必要。清末政府推出的《银行通行则例》、《通用银票暂行章程》与银钱行号抽查章程等法规、政策，是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符合银行信用规律的，它使中国的信用与银行制度进入了一个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时期，为中国现代银行信用的建立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着110年历史的票号，标志着本土传统银行机构的信用建设水平与品牌实力，在票号改革家李宏龄眼中，票号“分庄遍于通国，名誉著于全球—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李宏龄也看到了信用制度的历史趋势与现代银行的发展方向，他的责任与理想，就是要凭借“晋之信用，票号之殷实”，运用好票号尚在的信用与品牌资产，改革信用制度，以“巨本立一绝大银行”，达到“运动全体，抵制外帮”的目的。然而，在清末与民初的政府监管下，票号终于没有成功转型、步入新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除了票号东掌、经理的思想矛盾、意见分歧等是票号改革失败的内因外，作为政府在监管的同时是否有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银行机构施以救助之责？政府在票号这一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品牌资产的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银行的转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都给了我们广袤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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