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口往事之：记忆中的《城口报》社

                                             文/王老莽

       每当看到《城口报》，就会连接我心头一段久远而深情的记忆。这段记忆就像一脉永不消逝的电波震荡着我感情的微澜．．．  当下的《城口报》也是一纸每周例发的刊物，报社也是文人墨客聚在一个编辑部里“顺其次第，编列简策”。而我记忆中的《城口报》可是那个年代城口唯一可以当天阅读到的报刊，是世界用文字符号传递给城口全部的信息。我记忆中的《城口报》社，那是一个有着大门，有着围墙，有着编辑部，有着印刷厂，有着经理部的大院。这个大院也不是普通的院落，而是中共城口县委机关报社。

      《城口报》社大院坐落在土城。土城是城口的政治和权利的中心，历朝历代城口的县衙门都设在土城。解放后的城口县委、县人委依然设在土城。《城口报》社处在土城的中段，东接西门古城墙，西邻城口老党校，前门临街是土城青石街，后面依坡是一片槐树林。走进大院，右边是一片油油葱葱的菜地，菜地中央有一口桦木绞架的老井；左边是报社印刷厂的排字房，端对着大门的几级石梯上是报社和印刷厂的会议室，同时也是通往编辑部、铸字房、装订房和铅印车间的通道。会议室的左边是一个异型的或三或四的合院，分别住着编辑部的曹编辑、王编辑、谢编辑和印刷厂的杨雕匠等好几家人户；会议室右墙紧挨着报社经理部。经理部前窗下是一棵庞大的紫荆树，她托起巨大的树冠巍然屹立在院子的中央。每当花开的时候，满树红硕的花朵就像一柄熊熊燃烧的火炬光艳四溢，姹紫嫣红。

      《城口报》初建于1953年，当时印刷报纸是用石印。1956年，万县地委决定从地委机关报《万县报》印刷厂抽调16名工人支援城口，将原石印报纸升级为铅印。我父母就是当年被抽调来《城口报》社的16个人当中的之一之一。据我母亲后来说，当年她是坚决不愿到城口的，因为她53年从重庆《川东报》印刷厂调到《万县日报》印刷厂就是受了父亲的“蒙骗”。这次父亲又主动请缨到城口。尽管父亲把城口吹得天花乱坠母亲都无动于衷。但是父亲心意已定母亲也只能随鸡随犬了。其实个中原由还是父亲抵御不住组织上“封官许愿”的诱惑。父亲即将赴任的职位是《城口报》社党支部书记。当时一同来城口的还有厂长左文光一家，铅印工人魏光树、刘子兵，铸字工人余许、木刻工人杨启文和排字工人周明贵等等。那年头要进城口，汽车只能开到万源县的白沙镇，然后徒步翻越八台山、百芷山经庙坝、木瓜口、高燕行程200多华里才到达城口县城。我父母来城口还带着我大姐二姐，真是挈妇将雏啊。大姐当时5岁，二姐2岁，是力夫用箩筐挑着走进城口的。我和哥哥是父母到城口后的产物了。我记事开始，好像报社成天都是环绕在编辑部吱吱咋咋的收音调音之中，笼罩在叮叮框框的机器轰鸣之中。记录校对，清样打板，印制装订，报纸分发，似乎全部的日子都浸泡在铅字里，流淌在墨香中。那时候报社的工人很自豪很骄傲，因为他们又一个很体面的称谓：文化工人。

     《城口报》除周日休刊而外，每天一刊绝不例外。编辑部每天定时收听记录新华社专门的报纸新闻台和采编全县各地投递来的新闻和文艺稿件。编辑部和印刷厂是两个机构但同属一个管理单位。编辑部主编和社长杨昌嗣也是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年。文革后当了县人大主任。杨社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尤其是对少年儿童，所以我对其刻板冷漠的国字脸记忆近乎烙印。报社和印刷厂是一个党支部，我父亲是支部书记，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那个院子里最大的官儿了。

       编辑部的孩子和印刷厂的孩子同在一个院落里生活，心里也没什么贵贱之分。大家以年龄分为若干个小群体。我是六十年代初出生的，63、64、65的孩子最多，我自然成了孩子王。我是家里老幺，从小顽皮任性，统率着大大小小七八上十个孩子组成的儿童团。我绞尽脑汁地设计各种恶作剧，愣是把一个报社大院搅得鸡犬不宁天翻地覆。记得又一次我突发奇想，叫来五个儿童团员把男厕所五个坑位一溜儿蹲满，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许擅离职守。一个内急的老工人几进几出憋得脸红经涨差点喷薄而出；还有一次，我把邻家敞养在院子里的一头大肥猪挠痒挠得服服帖帖侧睡着，我便在猪的肛门慢慢插进十几根火柴，所有的火柴头朝外，然后划燃一根火柴引燃，后来受伤的大肥猪就不吃不喝了，主人只得大热天杀了猪挨家送肉；我看见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悟空为防妖精把唐僧安置在防妖圈内，就如法炮制将一个小弟限定在我画的防妖圈里不许出来，结果差点给太阳活活晒死；我趁人不备将一个刚站起来的工人屁股下的板凳抽掉害得他摔得人仰马翻．．．．．．那真是无恶不作呀。其实直到后来长大了从灵魂深处进行剖析也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罪恶之源，真的只是孩提的一种顽冥，一种玩性。也是父母孩子多了疏于管理的结果。

       七十年代初期，报社分来一帮大学生，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到来给这个略显沉寂的院落增添了无限生机。他们安营扎寨在报社大院里，生活工作在报社大院里。他们唱歌跳舞，他们吟诗绘画，他们青春洋溢，他们激情迸发。在他们口中我听到了《三套车》、听到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他们那里我知道了海涅，知道了普希金。他们是文革后期从各个大专院校分到城口劳动锻炼的大学生，后来他们都在不同的方面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中有致公党重庆市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王孝询教授，有川大中文系三大笔杆子之称的文学奇才滕伟民先生，后来王老师、滕老师都做过我的高中老师。

       《城口报》应运而生也应运而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传媒百花齐放，由于经费不足和受众日趋变窄，《城口报》在七十年代末期被迫停刊。报社印刷厂变成了社会印刷厂，编辑部的文人们分流到了党政部门，工人们则从印报纸转为印制作业本和泡饼纸，由高贵的文化工人变为了粗鄙的产业工人最后沦为下岗工人。现在，新的《城口报》又应运而生，我为之庆幸和欣慰。而老《城口报》社的记忆在我的生命中则是一弯永远抹不去的彩虹。我儿时的懵懂和顽皮，我少年的梦想与情思，我青春的激情和火苗推进着我人生的历程。我的《城口报》社的伙伴和朋友们如今都在不同的岗位为社会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多少年来我在梦中都常回故事里寻觅，我的思念里有着真水的怀旧。怀念那些已经作古的父辈，怀念那些来了又走了的大学生，怀念那些几十年不见的儿时的伙伴，怀念那一桩桩往事旧曲，我相信老《城口报》社的孩子们无意看到我记忆中的这些痕迹，肯定让你拾起你记忆深处的金贝壳。